随着所谓“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等一个个权利场腐败团伙的垮台，中央高调反腐行动目前已经进入中场。就在此时，习近平一系列抨击官场“圈子文化”的重要论述得以公开，特别是在四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将党内搞“圈子文化”延伸为“七个有之”的行为，还一气用了12个成语对这一类行为进行了尖锐地批评。这在执政党正风肃纪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近一个时期，破除党内“圈子文化”，便很快成为严格执政党纪律，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指向。近日，中央组织部又要求所有司局级干部就“七个有之”行为过一遍思想“筛子”，对其中的表现行为逐一对照检查，这充分体现了中央要严格党内纪律、重塑党内规矩、严防拉帮结派的坚定决心。
党内“圈子文化”的本质是搞朋党政治
圈子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和中性词汇，其原本含义是指人与人因为相同兴趣、经历等而结成的社群和非正式团体。志同道合者相聚成趣，研修道德、切磋文化，也是一种正常的业余生活交往方式和天理人情，无可厚非。
中国从古到今，圈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圈子文化在中国的主流文化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中国人的一种基本诉求。有专家说这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一种组织基础。现实生活中，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特别愿意做圈子，比如，文化圈子、娱乐圈子、商会圈子、同乡圈子，等等。
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社会特别是官场上流行的所谓“圈子”却逐渐脱离了志趣的主题和情感的联合。不少人削尖脑袋钻进圈子，想方设法经营圈子，千方百计扩大圈子，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的“圈子文化”。
尤其是官场形成的“圈子文化”，一些官员以暗中勾结为手段，以私人利益为目的，为一己私利编织利益同盟，把公共生活当成了私人领地，把上下级关系当成了权利交换，把正常工作秩序变成了结党营私，让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工作关系变了性质。从目前中央反腐案例中揭示出的问题看，所谓官场里的“圈子文化”表现出的就是“官官相护”，“画圈为牢”,“官商勾结”，水泼不进，针插不入。在这样的圈子里，实行的是家长制，权力中心成为“老板”、“大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运行方式是封闭式权钱交易，大搞党同伐异和山头主义，潜规则占尽上风。这样的“圈子文化”进一步延伸到执政党内，就又形成了任人唯亲、近亲繁殖、合纵连横、攻守同盟和排斥异己，党同伐异，等等。此类行为已经严重腐蚀了当今的党风、政风和社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官场圈子”被概括为“朋党政治”。宋代政治家欧阳修形容其特征就是，“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以历史的教训看，“朋党”的兴起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朋党之争都会导致国事日非。比如，唐朝晚期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牛李党争”，尖锐了社会矛盾，朝廷政策朝令夕改，文武官员四分五裂，生产损坏，国力空虚，最终加速了朝政衰亡。
官场“圈子文化”泛滥，必然祸国殃民。历史的教训不可不鉴。
中共一向反对党内搞“圈子文化”
中共党内一向反对搞“圈子文化”。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就指出党内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
建国后，几次党内大的整肃运动，先后粉碎了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这类小团体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主要是搞政治结盟，成为颠覆中共团结的“阴谋集团”，最后虽为执政党唾弃，但给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
邓小平同志对党内搞“圈子”一向旗帜鲜明。1975年在他大刀阔斧全面整顿经济时，对以江青为核心的“四人小宗派”，就针锋相对。他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道：“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同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班时，语重心长说了这样一番话：“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小平同志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谆谆告诫，至今听来依旧振聋发聩。
近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在国家经济日益壮大和活跃的同时，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断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近年来，虽然依旧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实际工作中，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建设还显得被动和滞后，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官场“圈子文化”沉渣泛起，滋生了大量贪污腐败，污染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侵扰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
从这一年来中央强力反腐，抓出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比如刘志军案、蒋洁敏案、苏荣案、周永康案、徐才厚案、令计划案看，几乎每一起重大腐败案件都是“老虎”落马，总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相继落马者不乏同学、老乡、上下级、校友等关系，牵出一大批干部，波及横向层面的“帮派”成员。这一系列“窝案”“串案”“塌方式系统性腐败”，正是官场畸形“圈子文化”造成的恶果。
从这一系列大案要案中，显而易见“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一是“圈子文化”成为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一个腐败的“圈子文化”滋生腐败、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腐败。正是这样的“圈子文化”，成为腐败蔓延横行的启动器，致使许多领导干部深陷巨大的利益链条，被权欲和物欲绑架，最终功败垂成，锒铛入狱，给党和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二是“圈子文化”成为恶化政治生态的催化剂。这样的“圈子文化”让本是纯洁的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变异为诸多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权利场，致使许多领导干部模糊了党性宗旨和是非判断，将圈子关系凌驾于组织纪律甚至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让他们一味信奉拉帮结派，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抱大腿。干部选拔任用上也是讲圈子、看亲疏，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了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搞得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态“乌烟瘴气”。官场“圈子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种不良风气如贪污腐败、耽于安乐、同流合污的温床。
坚决铲除滋生党内“圈子文化”的土壤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严肃抨击党内“圈子文化”，他精辟地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干部都是中共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等等，可谓言之切、情之争，力之劲。
当前，中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攻坚阶段，中央强调，要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坚决破除官场或党内“圈子文化”，首先还是要加强制度建设。要坚决防范权力过度集中，破除“一把手”的“一言堂”、“一支笔”，要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依托，以各执行部门为基础，促使权力实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确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各执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促进决策、执行机构的内部约束与监督。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外部监督，人大、政协、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断加强媒体监督、群众监督，扎紧权力运行的铁笼，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是要切实弘扬党内民主，形成较为完善的党内民主现状和民主程序，以民主机制抵制“圈子文化”。要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讲党性，守纪律，将每一名党员干部都置于健康的、浓厚的党内民主氛围之下，促使广大党员抵制“圈子文化”。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摆正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学会正确对待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要牢固树立这样的意识，无论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大小，个人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中共一个组织之中。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认真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三是要大力匡正风气，加强宣传警示和教育引导。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化对“圈子文化”危害的认识，营造人人喊打官场“圈子文化”的舆论氛围，让官场“圈子”成为“过街老鼠”，从思想源头上破除“圈子文化”陋习，真正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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