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纪委公布了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调查的消息。他不仅是今年首个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而且还成为了十八大以来第六位落马的省会城市党委“一把手”。
从职位上看，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并非落马老虎中的“特大老虎”；从公众认知度看，这些官员落马的直接影响仅是地区性的，跟他们同级别的中央官员落马后，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的关注度无疑更高。但是，省会城市“一把手”腐败现象在中国的政治生态格局中，却占据独特的地位。
从政治前景和权力格局来看，省会城市“一把手”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点，“中管干部”的身份让他们赢得了如鱼得水的仕途空间；他们主要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积累的政治资本比较雄厚，属于政治“能人”腐败的典型标本；此外，他们在从政地区往往深耕多年，社会交往的“朋友圈”复杂，所以腐败情节并不孤立，身处窝案漩涡的中心位置。
中组部“名单”上的地方干部
六位被调查的省会城市“一把手”分别为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和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其中，万庆良、陈川平和王敏均为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而其余三位也都是所在省的省委常委。
换言之，尽管他们管辖的仅为“一座城池”，与中央还隔着省一级党政机关，却上了中组部的“职位名单表”，被称为“中管干部”。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光由中组部任命，而且可以在全国范围调配——政治前景一下子就开阔了。
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决定将各级党委的干部管理从“下管两级”变为“下管一级”后，“中管干部”的数量明显减少。从地方上看，地级市（部分为副省级市）出现的“中管干部”，基本上就算是中组部管理干部触角的末梢。这也意味着，从一个普通城市的党委“一把手”变成省会城市的党委“一把手”，不光是工作地点的变化，而是仕途不折不扣的起飞。
从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中，拿“七常委”举例，他们很多就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党委“一把手”的工作经历，并在这个岗位上成为“中管干部”，是其从政生涯的关键节点。如习近平从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并成为福建省委常委后，他的名字就上了中组部的“名单”，而俞正声也在青岛市委书记任上成为“中管干部”，类似的还有张高丽，他曾是广东省委常委兼任深圳市委书记。
一方面，中央干部管理权限延伸到省会城市“一把手”；另一方面，他们虽然只是一个“市委书记”，能够参与决策的事项，却不仅仅局限于本市。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他们可以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虽然没有表决权，却有可能在中央委员出现空缺的情况下“补缺”。当然，作为省委常委他们在省里的发言权更大，不光是在省委常委会中拥有名正言顺的“一票”，而且相比那些还没有进入常委名单的省领导，他们在一省政治序列中的位置更靠前——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官员在担任过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一段时间后，才被任命为包括省会城市在内的重要城市市委书记。
“能人”腐败的典型标本
权力及政治前景，为省会城市“一把手”开展贪腐活动提供可能的空间，而丰富的基层经验，直接操作地方项目的渠道，是落马省会城市“一把手”贪腐手段。在他们落马之前，当地主流媒体报道的常常是他们的政绩，而在落马之后，人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些政绩工程恰恰是权力黑手勾兑利益的地方。
落马的广东市委书记万庆良曾经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最年轻市长”纪录。他从普通教员变为副省级干部，中间经历了几次“火箭式升迁”，他在主政揭阳市期间，总体评价正面，负面情况“并不明显”，当地GDP还一路攀升，增长率分别为：7.3%、7.4%、9.0%、14.1%、22.1%。与此同时，震惊全国的揭阳腐败发生，广州多位政、商界人士曾对媒体称，万庆良被调查，可能在揭阳市市政建设的“30亿工程”中，与商人有利益交换。
原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从机械系铸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担任技术员，此后长期在太钢集团任职，并当上该集团的“一把手”。值得注意的是，在太钢集团内部，陈川平拥有相当不错的口碑。他一直居住在担任处长时分配的住房里。“一个省委常委，就住在企业的职工小区里，估计不多见！”一位太钢集团的内部人士曾经如此感慨。不过，在离开太原钢铁后，陈川平担任山西省分管煤矿的副省长期间，强力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知情人士分析，只要他在中小煤矿收购价格上动点脑筋，就能发大财。
而落马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从矿务局技术员出身，他在锡铁山矿务局工作了15年，当过技术员、车间副主任、副厂长。2000年35岁时，起任青海西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9任西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2年5月任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目前，公开报道并没有透露毛小兵的违纪情节有哪些，但是，中纪委的措辞中用了“严重违纪违法”的表述——与之前官员被查处时冠之以“涉嫌”很不一样，这被认为体现了案件的严重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落马省会城市的“一把手”被查处时，很多事先并没有明显的预兆。如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前，正主持召开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他接到电话通知后立即赶到江苏省委，“就再也没能回来了”。毛小兵被调查前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跟省市领导前往公园的植树点植树，“填土的填土，培土的培土，浇水的浇水”，此前还“轻车简从”来到基层调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当日上午，还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作廉政警示教育报告。
滋生腐败的“朋友圈”
权力与政绩工程的背后，省会城市的“一把手”少不了“团团伙伙”的支撑，少不了贪腐过程中“朋友”的帮助与怂恿。事实证明，几位落马的市委书记，有的在其担任落马时职务之前，就已经卷入到了腐败案件中。因而，他们能够实现“带病提拔”，在“朋友圈”里的运作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
山西官场发生塌方式腐败，太原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自然也在暴风眼中。对于陈川平来说，“带病提拔”四个字可以去掉引号，因为他在担任太原钢铁总经理时就罹患癌症，他与癌症做了长期斗争。有人称：“陈川平有能力不假，但毕竟是个癌症病人。他能一边治病，一边工作，病治好了继续提拔，上面没人关照几乎不可能。”那么，陈川平的“朋友圈”里究竟谁能够关照，以至于可以让他带病提拔？陈川平老家在运城市平陆县，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是山西运城人，包括令计划、令政策在内的“令氏家族”则都是平陆人。陈川平在“上头”有哪些朋友，这就很好理解了。
落马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则与也已落马的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有密切的联系。王敏和赵少麟两人均有过长期的秘书工作生涯，都在其所在省份担任过省委常委、秘书长的职务。而赵少麟的儿子赵晋在济南有多个房地产项目，其中几乎占据济南最好地段的“诚基中心”被指责为是一个骗局，他把本是一层高的房子隔开当两层卖。购房业户批评称，所有的房子根本不考虑实用，只考虑套数和面积。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的落马，则被认为与其攀附周永康有密切联系。他曾在周永康家乡无锡担任过六年半的市委书记，媒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他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向周永康家族输送了巨额利益。还有人透露，杨卫泽叫停了对周的老家厚桥镇的大肆拆迁、保住了镇名，同时还把西前头村打造成了明星村庄。
此后，杨卫泽成为了一名“出淤泥而不染”的官员，在与他搭档任职的江苏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章俊元、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无锡市原市长毛小平、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先后均被查办的情况下，他一直涉险过关——直到“周老虎”被中央宣布调查后，他的权力根基才发生根本上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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