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中国的“政治规矩”
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中国先秦古人就有的智慧，典故是说一个人纵使眼力再好，技艺再高超，倘若没有圆规和矩尺，就画不成圆形和方形，比喻做事如果没有准则约束，将难成其事。如今，“规矩”成了2015年中国高层政治中的首要关键词，更准确的说是叫“政治规矩”。
1月16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政治规矩”再次亮相。这一回，所谓的“政治规矩”，已不限于不准搞“团团伙伙”了。习近平在会上说，“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的政治规矩”。这个现象，被一些评论人形容为“震撼朝野”，认为它不仅是彰显了“党的领导”，而且是将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且机制化。习近平自己则评价此举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意义十分重大，对全党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影子金融风险犹存
中国影子银行业的增长随着监管机构日益严格的审查而放缓，但新形式的灰色金融却在扩张之中。尽管监管机构的打压导致影子银行总体增长放缓，影子银行资产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仍在快速上升。与此同时，各类新型产品与服务也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包括网络融资平台。这类产品规模虽然不大，却在不断增长之中。
不论从哪种融资方式来看，其中的风险都显而易见。早些时候，官方披露了融资融券的规模，几家证券公司受到处罚。中国政府试图以此为疯狂的融资融券活动踩一脚刹车，中国股市近期的暴涨就与这类活动有关。从更大的层面来说，越来越多人担心，银行因买入证券公司贷款资产而令自身面临越来越大的信贷风险，而动荡的楼市对局面也没有任何帮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贪官自杀的成本和收益考量
在经济学家看来，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里的效用通常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如权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贪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因此自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一个贪官自杀的主要成本，莫过于自己的生命消失，从而导致本人的效用水平为零。因为死人是不能享受的。次要的成本，就是给自己家人、亲属或朋友带来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熟人离世导致的精神损失。其二，是物质上的损失。一个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第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第三，免受侮辱，保护名声。
大公网：副省长兼公安厅长渐成标配
1月1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京与2014年以来任副省长的公安厅长集体谈话。孟建柱透露，“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建设和‘一把手’配备工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这一会议安排透露的信号就是：公安厅长提升副省长，系中央从全局考虑做出的统一组织人事部署，是有着顶层设计的，而非各地的自我安排。
领导方式的改变与改革的大环境息息相关。中国实行的是“大公安体制”，户籍改革、司法改革等等都与公安密不可分，牵一发而动全身。反过来，公安不改革，其他许多改革无法深入。可以预见，公安改革将是今年公安工作的重头戏。
大公网：习近平“反腐肃贪”的激情与冷静
有人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称为“理想主义者”。事实上，所有政治人物都不缺乏理想式的激情，但一个好的政治家所以难得，仅仅在于他能够把激情与冷静的判断揉和到一起。
中央早已对反腐败的新特点和新动向心中有数，有所准备。首先，为了应对既得利益集团可能进行的反扑或反弹，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和他在中共决策层的同事们都特别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且在各种场合强调坚决反对有些人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其次就是充分认识到此次反腐风暴如果半途而废，将会辜负民望大失人心。从这个角度说，能不能从此次反腐风暴中顺势而为，从制度的健全上下大力气下狠功夫，尽早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习近平对这一使命的理想式认同，正是他激情与冷静的根源。
新京报：取消不合理指标后，如何考核司法
中央政法委要求，中央政法各单位和各地政法机关今年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在中央推行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取消这些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并不令人意外。
其实，对司法工作的评价包括社会外部的非正式评价和政法机关内部的正式评价两部分。前者主要体现为舆论和民意，后者主要体现为考核指标。在法治发达国家，除了成熟的遴选机制以外，强大有效的社会评价功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是面向社会、服务公众的，司法工作者不仅应当争取上级的肯定，更应当争取社会的肯定和认同。因此，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和开放度，建立有效吸纳并反馈社会意见的工作机制或许是弥补考核制度缺陷的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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