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旧迎新，中组部忙得够呛。
除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消化15800多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还要马不停蹄地和省部级“大员”进行谈话，对他们蹲的“坑”进行调整。
最近一段时间，一位政治局委员和十余位省部级干部都进行了工作调整，力度之大，实属少见。有人说，民众认识高级领导干部，有两个窗口期，一个是反腐落马，一个是职务调动。显然，这次调整，让聚光灯下，出现了不少“新面孔”。
有什么调整？
不妨先来看看，在各个省市，聚光灯下都有哪些“政治明星”，都有哪些省部级以上官员进行了工作调整。
具体来说，有升任的，比如陈一新和杜航伟，都是新晋省部级序列；也有平调的，比如陈良智（武汉和成都属于副省级城市，党政一把手为副省级干部）和梁田庚。陈海波、曾万明、张超超虽然级别未变，前后都是副省级（沈阳也是副省级城市），但都进入了省委常委一级，等于是“升任”。
而调整的具体原因，也各有不同。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反腐拔出了萝卜留下了“坑”，一个是正常调任带来的空缺。前者，比如河北原组织部长梁滨落马后，省委常委空缺一人，梁田庚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相信，除了河北省委常委，有可能还会任组织部长一职；后者，比如2014年8月，哈尔滨原市委书记林铎调任辽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出现空缺，陈海波正常“补缺”。当然，也不乏与两者都有一定程度关联的。比如，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后，广州市委书记由天津市原副市长任学锋接任，空缺出来的天津市副市长，由阎庆民调任。
有何具体特征？
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分析一个群体，往往有助于洞察吏治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调整之前，还有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京召开，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是中办印发《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称《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定调。
苗蒂落下的瓜，才是最甜的；真正落地的政策，才是最有效的。会议召开了，纲要印发了，将会议的精神、纲要的要求落实到选人、用人，任用、考核，才是最重要的。怎么看是否落实了？当然就得看选什么人到什么位置，关键职位用什么样的人。这次的人事调整，是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中办印发《规划纲要》后的第一轮调整，自然是贯彻基本精神，这也是为何极具观察意义的原因。
梳理此次调整，这些脱颖而出的人，有着三个共性。
首先，极其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且各级历练很完整。没有一定的历练，不熟悉基层的工作，把阶段的调动看做为下一次提拔镀金，这样的干部怎么可能安安心心为国家操劳、为百姓打工。相反，在历练上，无论是新晋省部级序列的干部，还是升任副省级多年的干部，都相当完整。比如陈一新和杜航伟，从官方简历上看，均未出现过跨级提拔，都是由最基层的科级干部开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上副部级。
习近平在去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曾批评“刚提拔，板凳还没有坐热，又想升迁”的现象，直问“这样的人靠得住吗？”同时，还指出：“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习近平强调，干部成长，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却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干部成长的一个基本规律。《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指出，要“注重选拔经过多岗位锻炼、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比较丰富的干部”。这次调动中贯彻的中央用人思想，您读懂了么？
其次，异地任职和交流任职增多。不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增多，既有中央向地方输出干部，比如阎庆民、曹宇和刘赐贵；也有地方向中央输送干部，比如孙春兰和努尔白克力。同时，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也增加了不少。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陈海波和唐良智，他们均是副省级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却无一例外，去另外一个城市担任要职。据统计，副省级城市中，无论是市长，还是市委书记，由本地晋升的比例均超过3/4。已经调整的副省级城市党政一把手中，任学锋、陈海波和唐良智无一例外，都属于异地交流，而非本地晋升。
从落马的“一把手”来看，本土晋升的很容易滋生山头主义和团团伙伙，拔出萝卜带出泥。异地交流，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从制度上遏制山头主义、团团伙伙和结党营私。
最后，年轻干部得到选拔任用，形成一定的干部梯队。此论调整，几位副省级干部，基本上属于60后，只有陈一新是50后，但也是1959年出生，接近60后。而最小的张超超，更是1967年出生。但是这些年轻干部，都在基层“墩过苗”、担过重担。正与习近平所强调的“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使班子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一致。当然，年龄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正如《规划纲要》所指出的，“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
要知道，德与才，才是一个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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