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市值电商阿里巴巴对中国监管部门——国家工商总局的挑战，是最近以来中国市场最受关注之事，但该事件不但关乎假货问题，还直指背后的政治经济难题。
先简单还原一下事情经过。1月23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去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阿里以2/5的正品率在抽检电商中垫底，引发其反击，指总局监管程序失当，情绪执法，用错误方式得到一个不客观结论，并投诉总局网监司司长。后者亦不甘示弱，扬言要惩罚阿里“千百次”，并公布了去年针对阿里的行政指导白皮书，指控阿里网络交易平台存在主体准入把关不严、对商品信息审查不力、销售行为管理混乱、信用评价存有缺陷、内部工作人员管控不严等5大突出问题，还称总局延迟发布报告，目的是不影响阿里IPO。阿里则直言总局指控“太不公平”，表示未提前看到白皮书，也并未要求总局延迟发布，声称已经投入大量、不断增加的资源进行管控。随后，白皮书从总局网站撤下。
事件虽然在阿里创始人马云拜见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后有落幕趋势，但在资本市场上，阿里损失惨重，两天蒸发市值330多亿美元。尽管阿里股票大跌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但显然这个因素不可忽视。此外，美国律师所还启动了对阿里的调查。
在中国，企业挑战监管部门一般结果都不会很好，目前出现的结局对阿里来说已经不错——马云表态配合政府打假，工商总局亦表示对阿里的行政指导白皮书不具法律效力。但这完全基于阿里和马云的特殊地位，对其他企业可能没有效仿性。阿里对中国政府而言，不仅仅是一家电商，更是中国向世界证明自身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样板。所以，对这种性质的企业，监管部门一般不会主动去“挑刺”，因为不知道这背后的水是深是浅。而这回工商总局对阿里的严厉指责，很大程度上源于阿里的“过激”反应。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被政府批评了，即使觉得受了委屈，一般最多也就是喊几句冤而已，极少会像阿里一样公开挑战监管部门权威。
笔者的一个判断是，阿里最初摆出一副店小二“豁出去”的架势，与工商总局“互掐”，是其公关部门对自己的实力做了一个过于自信的误判，以互联网思维来对待这场“争斗”，这从淘宝网官微的文字风格可见一斑。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可能没有得到马云授权，但在反击发去后，马云或许也是乐观其成。不过，在舆论和资本市场对阿里不利时，马云以他的政治经验嗅出了其中危险，于是才有拜会总局之举。而总局也不想“争斗”扩大，因为如果阿里在纽交所的股票继续大跌，甚至因此而吃上投资者官司，导致阿里伤筋动骨，无疑也是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的政治不正确行为。由此来看，正如业界资深人士指出的，阿里和工商总局的这场挑战，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一个是政府部门传统思维遭遇的一次剧烈碰撞；一个是一贯率性而为的创业公司文化最悲壮的一次擦枪走火，值得中国社会反思。对此，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从企业社会责任看，阿里是否用足努力去打击其网络交易平台上的假货，还是仅仅在试图应付顾客和品牌商的投诉？
从阿里过去几年投入巨资和人员打假来看，没有必要怀疑其打假诚意，但问题在于，阿里的商业模式和盈利结构让企业打假心有不力。阿里是一家平台公司，其80%以上的收入来自向卖家收取的促销广告、交易佣金和网店租金，在这样一个收入结构下，阿里员工的最大激励就是做大交易量，卖家越多，广告需求越旺盛，佣金和租金收得也越多，再加上一些顾客知假买假，这客观上会鼓励假货。此种商业模式势必使得阿里打假如同割自己的肉。故而，不论工商总局的抽检样本是否有问题，37%的正品率对阿里来说，显然超出了可容忍的安全范畴。即使正品率达到70%，消费者也不会满意。虽然假货不是阿里自己制造的，但对于一家“伟大”企业而言，阿里必须为顾客尽到与公司价值配备的责任，否则，对不起消费者的信任。
其次，从政府监管职责看，打假不光是企业的事，更是政府的事。
因为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国民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包括让人们吃上和用上合格、健康的食品和产品。一个社会如果问题产品和假货成堆，让人防不胜防，很难说政府尽到了责。问题恰恰在于，中国当下正是这样。就淘宝卖假货一事而言，阿里固然脱不了干系，可作为履行国家监管职能的工商总局，又如何撇得清责任？进一步说，政府有手段有资源有工具去打假，重振中国产品信心，但这么多年下来，问题产品似乎越来越多，人们对中国产品尤其是那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高度不信任，这里面是不是有政府的放任和监管腐败在内？所以，政府光指责企业打假不力还不行，必须反躬自问，是否尽到了保护市场秩序之责，否则，就是在逃避责任。
第三，从政商环境看，这场挑战也说明中国亟待建立一种正常的政商关系。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伙伴，而非管理和被管理，更非上下级。但其中，政府部门往往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企业被政府支配，接受政府庇护。此种政商关系只有利于那些政商勾结企业，但代价是，企业必须听政府的话。这无疑会破坏一个社会公平的商业环境和信任资源。
从阿里来说，马云在缔造阿里的过程中，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形成了一个基于自己的经验，即“只与政府谈恋爱，不结婚”，表面上看，似乎与政府拉开了距离，必要时还可同政府撒撒娇，或者发点小脾气——恋爱中的女人不都是这样吗？但它也是以不挑战政府为原则。政府虽然可以为阿里的上市而延迟发布白皮书——这在很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阿里千万不要像官媒批评的那样，以为可以用规模和优势来“挟持”政府。阿里这样的特殊企业，必须特殊关照，可并不表明其就重要到可以免受监管部门的监督。在这一点上，马云手下的公关团队没有真正看透。
但是，法治时代的政商关系是，政府和企业都应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依法行事。换言之，依法监管是政府的责任，依法质疑也是企业的权利，同时，应对质疑还是政府的义务。企业不应成为政府的“小媳妇”，政府也无权对企业“发号施令”。从这个角度说，阿里不管多么“莽撞”，他质疑政府监管并非坏事，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第四，从经济转型看，要肃清假货，需要从源头上治理，而这就涉及到中国的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问题。
马云在为淘宝假货进行辩护时说的一番话是有道理的，“假货是人性弱点作祟，在粗放型经济环境下，特别是人均GDP5000美元上下假货是最盛行时期。中国的制假售假体系，几十年来已经深入到商业社会的方方面面，线上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写照。”无论线上打假怎么努力，如果不解决线下假货泛滥问题，终究是不可能消灭假货的。
一些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造假产业链，背后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如果打假，会使该地的产业垮掉，进而影响许多人的就业，不打假，既对不起消费者，也有违公司的价值观。这就使得企业打假陷入两难中。问题还在于，类似这样的造假，也许产品质量并不差，他们的所谓假货，基本是冒充名牌，不是产品本身有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造假，就典型反映了制度和产业的原因。产业长期在粗放式的低水平上徘徊，无法做出高端、高附加值产品，就只好在低层次生产上打转。所以，在中国市场上，假货的泛滥不仅与电商自身的努力打假有关，也不仅是一个监管问题，还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和收入分配问题，也涉及到消费文化。他需要国家花大力气对整个经济进行提升，提高收入水平，完善公共服务和制度法律体系，需要全社会共同治理。
可以说，阿里挑战国家工商总局，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这些难题。如果因此能够促使政府、企业及社会深入思考如何去构建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和政商关系以及经济转型问题，那么，不管结局如何，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然，阿里本身的卖假必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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