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刘向东/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下跌趋势。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如何，将对内地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内地又该如何积极应对，分外引人关注。
未来商品市场将缓慢盘整后
弱势反弹
短期来看，价格仍会维持低位弱势震荡，但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出现分化，短期内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商品价格波动将会有所加剧，不同商品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触底回升。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释放万亿欧元流动性会对冲商品市场的美元回流。2015年1月，欧元区启动万亿规模的量化宽松刺激，再加上之前实施的负利率政策，使得资本流动正从欧洲迁徙至新兴国家和商品市场，商品市场由此获得一些流动性，弥补因美元回流造成的缺口。预计受此影响，商品市场中具有避险功能的品种如贵金属价格会率先反弹。
第二，产能调整和补库存需要促使大宗商品供应逐步趋紧。尽管多数商品存在供给过剩，但这种状况并不会持续太久。那些大举投资能源矿产生产活动的国家可能会加大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这将降低未来供应。高成本供应商业已着手调整产能，而从低价格中受益的厂商如航空航运业将会有加大补库存的需要。尽管供过于求的形势尚未逆转，但在供需此消彼长的变化下，预计在经历一段时间疲软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会温和回升。
第三，中国需求仍然是稳定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力量。尽管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中国对主要商品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并未出现大幅涨跌情形。以原油、铜、铁矿石和大豆进口为例，无论价格水平高低，中国需求仍保持稳定增长。近年来，中国加快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和消化过剩产能，对煤炭、钢铁、铝等部分产品的进口需求虽有所下降，但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及短缺资源的进口需求仍保持强劲。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即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但过去20多年高增长积累的经济总量仍使中国需求保持强劲，即便中国经济维持7.4%的年增速，其创造的GDP增量将是2000年前以10%高速增长所创造GDP的7倍。尤其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尚未处于加速阶段，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需求、环境治理需求和农民市民化需求依然规模巨大且持续时间长，这都将会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持续有效的支撑，中国需求仍然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器。
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总体上
利大于弊
作为主要的初级产品输入国，中国可能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之中受益，尽管还可能会承受输入性通缩风险。具体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内地有以下五方面影响。
第一，有利于改善商品贸易条件。国际大宗商品走低有助于降低中国进口成本、改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扩大贸易顺差。以原油、铁矿石、大豆和铜材为例，2014年中国进口原油超过3亿吨，进口铁矿石达到9.33亿吨，进口大豆0.71亿吨，进口铜材为482.54万吨，而进口平均价格较2013年分别下降了4.92%、20.75%、5.84%和4.98%，按照这个数量和2013年均价计算，倘若2015年全年进口均价参照2015年初商品现价，那么四种商品进口金额比2014年同等数量能少花超过1550亿美元，节省的支出将达到9610亿元，约占到内地2014年进口总额的8%，GDP总量的1.5%。
第二，有利于应对经济下滑压力。原油、铁矿石、铜材、大豆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将带动制成品价格下行，直接节约家庭燃料开支，相当于给予消费者直接补贴而增加实际收入，进而扩大终端消费潜力，减缓经济下滑压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较多的社会福利，足以抵消GDP增速放缓引起的损失。据初步估算，因国际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带来贸易顺差扩大，进而提高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此获得的经济收益约占到GDP的2-3个百分点，这将为中国经济的“稳增长”提供有效支撑。
第三，有利于“两头在外”相关产业加速转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将给那些过去饱受原料价格上涨之痛的下游行业带来红利，有助于改善中国“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需求放缓，中国传统的生产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部分行业同时遭受高成本进口和低价格出口的双向夹击，而上游初级产品价格迅速降低，短期内能提高这些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降低相关行业债务负担，缓解制造企业面临的盈利压力。这些受益行业主要包括上游环节的电力、钢铁及轮胎、化工等行业，中游环节的航空、轻工制造、机械及建筑行业，下游环节的汽车制造和食品等。
第四，容易引发国内物价下行风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引发了人们对全球通缩风险输入到国内的担忧。受原油、煤炭、钢材和铜材价格大幅回落拖累，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已连续34个月呈现负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下跌周期中最长的一次，且降幅有持续扩大迹象。与此同时，更直接反映上游初级产品价格变化的工业品购进价格指数（PPIRM）也呈现同样的连续下降，从2012年4月至2014年12月连续33个月同比下降，也未显示出止跌回升迹象。在内地，PPI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传导机制尽管并不顺畅，但上游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正传递到交通类的燃料价格、居住类的水电燃气价格的下行调整，从而拖累CPI逐步走低，表现在2014年CPI同比已经连续4个月维持在2%以下。
第五，延阻资源节约和可再生能源战略实施。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由于能源资源比价关系发生改变，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投资者，人们对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新能源汽车激励、燃油经济性标准等各种措施的兴趣可能会大幅减弱。
抓住低油价机遇，进一步深化结构调整
第一，深化油气等资源领域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供应渠道。抓住油价处于低位的有利时机，尽快放开油气等资源领域进口、管输、储备、配送等流通环节，废除那些维护行业垄断所设置的门槛和进入管制，尤其是废除原油进口配额指标制度，鼓励更多民营企业进口国外油气矿产等资源，加大油气矿产等资源的商业储备和国外份额矿产；同时放开国内油气矿产等资源市场准入，通过招标等市场化手段，鼓励民企、外企等参与油气等矿产矿业权出让转让，构建国际国内相互融通的多元化油气资源供应渠道，保持经济发展所需油气等重要矿产资源供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第二，鼓励跨国收购页岩油气、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内地企业可利用购买廉价原油节省的资金，适时逢低兼并收购掌握页岩油气、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技术的企业或者参股开展国际技术合作，以推进在页岩油气勘探开采、太阳能开发利用和新能源汽车研发领域掌握技术制高点；尽快摆脱对外国技术和工业产品的依赖，尤其是在石油勘探和开采设备制造等领域，应发展新技术，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在推动能源结构优化的同时，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能源行业转型。
第三，推进国内重资产行业转型重组、去产能化、去杠杆化。对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的国内能源资源类企业，建议通过压力倒逼机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吸引民营资本进入或与国际资本联手，完善在商品现货市场上的价格对冲机制。对钢铁、机械、化工等重资产类企业，加快推进行业资产去产能化和债务去杠杆化，培育发展高新技术、现代服务等轻资产行业，同时整合行业优质资产并进行必要的技术储备和新产能投资，使其逐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布局，有效提升其市场灵活性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完善国内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作为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应依靠需求端的影响力，与同处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紧密合作，围绕影响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品，完善区域内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如商品期货市场，逐步形成内外互通且由需求方主导的商品交易市场，建立大宗商品的基准价格体系，并让大宗商品的需求中心发挥稳定预期和价格发现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长期困扰亚洲进口国家或地区的商品溢价问题。
第五，调整能源资源财政补贴和消费税、资源税政策。建议各级政府逐步取消财政对能源公司和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燃料补贴，以减轻政府日益紧缩的财政收支压力；深化成品油价格与消费税改革，在强化论证的基础上，争取一步到位上调燃油税；加快深化天然气价格与资源税改革，如推动天然气价格按热值计量定价，分类分期提高煤炭、原油、天然气、铜、铝等各类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资源税税率，加快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大程度上使资源价格切实反映资源使用的全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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