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5日，我应社科院之邀，参加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中美关系30年：过去、现在、未来”国际研讨会。中午，在北京建国饭店顶层旋转餐厅用餐时，时任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指着楼外一片平房说：“那些都是老房子了。社科院不少老人都曾住在那儿，包括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这使我想起杨绛赠送给我的几本签名盖章书。
提到杨绛，必然使人联想到钱钟书。杨绛赠送给我的四本（三种，其中《围城》共两本）签名盖章书，就有两种是钱钟书的，分别是《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一版，1999年11月第八次印刷）和《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北京第二版，2001年7月北京第十八次印刷）。这些书都是2002年年初得到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但却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的，这既体现了我的诚心，也体现了杨绛的大度。
最先得到的是《谈艺录》和《围城》，签赠于2002年元月6日。杨绛用非常清秀的行楷写了“熊光楷先生存览”，并且除了钱钟书的印章外，还细致地盖了两次她自己的印章，一个倒着盖，一个正着盖。朋友告诉我，当杨绛发现印章盖反的时候自言自语说：“再盖一个。”她的谦逊认真，让我感动。
这位朋友，是黄克诚之女黄梅。那一天，黄梅专程拜访杨绛，请她为我签名盖章。黄梅在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工作，与杨绛曾经是同事，关系很好，因此杨绛才会给这个面子。而我并不认识黄梅，我是通过黄梅的哥哥、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黄晴转托黄梅的。后来黄晴托人告诉我，黄家与钱、杨二位先生曾在同一座宿舍居住，相处和睦融洽。
没过多久，朋友胡建雄又转来了杨绛签名盖章的《杨绛散文》和《围城》。仍然是清秀的行楷，杨绛在《杨绛散文》上题签“熊光楷先生赐正”，在《围城》上题签“熊光楷先生存正”。一个“赐正”，一个“存正”，反映出杨绛遣词用句的细致与精准。
2003年夏，《我们仨》出版，杨绛在书中回忆了她与钱钟书及女儿钱瑗的共同生活。又是通过黄晴，我得到了杨绛的盖章书。格外珍贵的是，杨绛与钱钟书、钱瑗的印章盖在了同一页上，而这一页就印着他们一家三口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拍摄于上海的老照片。
杨绛出生于1911年，现在已经年龄过百。2014年，她又推出新著《洗澡之后》，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祝愿她生命之火常在。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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