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政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将要出现——习近平的“四个全面”首次被权威党媒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进行系统阐述。
羊年春节后，《人民日报》隆重推出有关“四个全面”的系列评论，引发中外关注。“四个全面”的提法虽然不是该系列评论提出来的，但以《人民日报》在中国宣传和意识形态中的江湖地位，该评论甫一出现，敏感的舆论就意识到，中共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队伍将要添列一支新军，可称之为“习近平主义”。
“四个全面”指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它最早出现在习近平2014年12月对江苏的调研，而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都不断强调，让“四个全面”成为备受关注的“新提法”。《人民日报》系列评论将“四个全面”提到了新的高度，认为它“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在中共历史上，一种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只有两次。一次是毛泽东思想，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前者的“飞跃”发生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后者的“飞跃”发生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在提出后，虽有学者和党媒进行了零星宣传分析论证，市场隐约意识到有可能会上升到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但党媒在春节后突然以“最高规格、最强火力”宣传，确实有些出人所料。这大概与三月即将到来的全国两会有关。两会是中国的政治会议，是民意代表议论国是，审核各类报告，部署新的一年工作和任务的大会，所以，两会最易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和重视。在两会前大力宣传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意味着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将以它为指导，成为两点的一个焦点，代表委员将掀起对“四个全面”的学习和讨论。
一种理论只有被官员和群众所掌握和信奉，才能发挥它的威力，指导实践，两会效应能使“四个全面”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一点，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起到非两会时不能达到的传播效果。从这个角度看，若不出意外，“四个全面”最快将在执政党的十九大写入党章，从而取代科学发展观，正式成为当局新的指导思想。
从国内外来看，目前市场对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初步反应比较正面，虽然也有一些不太看好的异议之声。对于一种理论，尤其是拟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习近平执政不到两年，就提出自己的理论，是否有些过快？对于这一问题，可以这样来看待：
首先，自毛泽东起，中共每一代领导人在自己主政期间，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提出自己的理论和战略，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最后载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已形成中共的思想理论传统。这一传统既表明领导人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探索，也有着中国古代的文化影响。受儒家思想熏陶，中国古代的多数帝王都希望自己是君师合一，不仅因文治武功青史留名，更是用自己的道德文章来影响后世，为后人铭记，尽管实际结果并不是这样。这点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也都要提出自己的思想或理论作为政治遗产，对于以毛泽东为师，有着远大抱负，一心要带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习近平来说，自然不例外。
其次，与其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相比，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提出的时间确实是要早些，但也不是太早。江泽民在位13年，作为精神遗产的“三个代表”是在他快临近卸任时提出来的，并在16大写入党章。从时间上看，比较晚。但江泽民时代有个特殊情况，就是邓小平直到1997年才去世，鉴于邓小平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江泽民不可能在他还在世时用自己的思想取代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实践，故剔除这一因素，江提出自己的思想实际是用了四年时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虽然是在10年任期结束才入党章的，但他提出这一概念则早得多，是在其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二年，时间上比习的“四个全面”还早一些，当然，那时只提出了这一概念，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不清楚后者何时进入党章，如果是在19大，则比胡的科学发展观早五年成为中共的指导理论。
习近平为什么要把“四个全面”作为自己理论，它们的逻辑结构怎样？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当下的社会问题及“四个全面”的理论价值了。
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是为问题而准备的。“四个全面”也是应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而出现的。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这“四个全面”，“是从中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及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先富之后的共富问题遥遥无期；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道德和人心的退化，主流意识形态丧失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滥用专政工具等等。上述问题和矛盾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剧烈，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留给执政党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若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正如执政党自己所说，很可能“亡党亡国”。
因此，习近平主政后，先是提出中国梦，用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全民筑梦，构建一个着眼于梦想的新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分裂的社会；再提出经济新常态，重绘经济增速下降趋势下的经济发展新前景。改革是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针对前些年改革动力的衰退问题，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将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的现代化。党是中国稳定繁荣的关键性力量，他的作用是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如果被腐化了，中国这座大厦将岌岌可危，从这个意义说，办好中国的事情首先和关键是要把党搞好，所以必须从严治党，大力开展反腐，让党重新焕发活力。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反腐治党，治国理政，建设现代国家，都必须依法进行，无法无天、毁坏法度的情况不能再出现，于是四中全会就做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
可以说，这几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习近平的治国体系，中国梦是这个体系的总纲，它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未来目标。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实现形式或者阶段目标。就此而言，也可把中国梦等同于小康社会，或者用中共常用的话说，“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样看来，“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用《人民日报》的话讲，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从发展的角度说，相对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正如其名称显示的，它涵盖了治国理政党建的方方面面，的确很“全面”。“三个代表”偏重的是中共的执政基础和阶级结构问题，科学发展观偏重的是发展问题，作为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虽然它们都免不了要涉及改革、法制和党建等各方面各领域，但论全面，论对每个问题的重视及所赋予它们的意义来说，“四个全面”是在继承前两者基础上的一个新超越。它是在习近平执政后，执政党系统总结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和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民众对良善政治、民主权利和法治社会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执政理念和思想，带有强烈的习近平的个人印记，因而，用习近平主义来命名之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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