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平、文化发展、社会治理创新、环境建设等几个方面，对2015年的政府民生工作重点作了详细的论述。这些发展蓝图让人民有了更多获得感。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获得感就是人民福祉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一定自动带来人民福祉的提高。近年来，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发现，在英国，尽管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是英国居民或社区并没有感到这种经济繁荣使他们的生活更好。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英国的经济成倍增长，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却徘徊不前。发展和人民福祉并不是一回事，虽然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福祉，但只有有获得感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福祉。获得感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它既是对国内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总结，也是对国际经验的概括，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人民福祉是一个综合概念，以心理满足为主，同时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等客观因素。提高人民福祉意味着提高个人生活和社区的生活满意度，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民福祉的提出意味着要进一步理解“改革”这一概念，理解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中梗阻”，回答一些更基本问题。
诸如，基层的体制、经济、社会真正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改变了呢？还是没有达到预想，甚至偏离了最初的目标？历史上的许多教训之一就是，由于体制机制造成的“中梗阻”，改革结果往往偏离初衷，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知不觉成为改革的受损者，没有获得，反而被剥夺，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大肆征地，造成大量失地农民。
再如，以往的教育改革，不仅没有把学生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反而把教育变成了学校拿着孩子的命运要挟家长的工具，把孩子变成了应试制度的奴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人民福祉的视角是非常基本的，它引导人们去看人民的实际生活的改善和对于这些改善的主观感受，例如，经济发展要为那些希望得到工作的人提供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从而使人们有更多的收入去消费；学校必须致力于有情感、有教养的学生培养、人生技能的训练和学术研究，而不是仅仅应对考试；卫生机构应更致力于预防、治疗和手术，医患关系应当是和谐亲密的，至少不能经常发生医患冲突，等等，这些就是获得感，就是人民福祉。为了人民福祉，必须致力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追求数量的经济增长。只有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才不会损害社会的和谐和环境生态。
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消除“中梗阻”
获得感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人民福祉一方面决定于人们从市场，或者说是从一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以及通过这些收入购买的服务和物品，包括人们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取决于广义的社会福利状况。
人民福祉评价是基于价值角度和居民需求层面展开的评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广义概念而非特定的区域）所能提供给居民以及外来人口所能感受和拥有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设施、环境、技术、服务等的总和。
其中，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构成人民福祉的主体，在此基础上，还包括社会自组织系统内可能提供的服务，如社区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等。后者正在成为影响人民福祉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从微观角度而言，人民福祉是指城市或区域能满足每一个居住者生活个性化需要的水平，它使城市或特定区域更具功能性，更符合特定群体（比如弱势群体等）的生理、心理特征（如智障者、残疾人等）和特定时期（如战争、灾害）所急需的特殊服务（如应急救助、抗灾抢险）等。
实现人民福祉，最根本的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还要针对改革发展中的各类群体特征及其在发展改革中所处的边缘、不利和弱势地位，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当前讨论获得感必须进一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唤醒了人们重视人民福祉的强烈意识，使人们从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转向关注自己和家庭的福祉，使人们在价值的层次上思考改革和发展的意义。当前，提出人民获得感问题，是改革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改革的目的在其启动阶段就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全体人民通过改革受益，而不是一部分人受益。
当前，中国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和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设定好发展改革的目标和指标尤为重要。获得感思想的提出对于我们思考“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指标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根据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人类提出了治理这些问题的种种办法，诸如实施越来越多的社会政策，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国家福利，创新社会治理，等等。这些，为人民福祉的提高提供了底线保障。我们将其视为20世纪发展的转折，当然，这个转折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起始时间，由于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或早或迟，都必须走上这条道路。
从其他国家来看，人民福祉问题的研究和得到日益重视也与社会福利发展密不可分。国外对人民福祉及其指标的研究已有大约50年的历史。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把发展的重点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经济学被乐观地认为是解决生活质量问题的最核心的办法，因为个人或社会的生活质量都与收入直接相关。”经济学家把生活水平定义为人均GDP，那也就意味着生活水平测量就是一种对食物、衣服等基本需求满意度的测量。
因此，人均GDP和人均GNP被广泛用于测量世界各国的人民生活水平。诚然，“如果把钱用在修复社会结构的破损、阻止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开发、改善监狱环境、提高卫生医疗水平和禁止毒品买卖等事宜，人均GDP当然是一个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指标。”然而，人均GDP却经常被批评到：“忽视了收入的分配，忽视了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如尊敬他人、隐私保护和道德评价等等。”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世界发展也留给人们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科技日新月异和消费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的人民福祉却依然遭受着环境破坏、收入不平等、医疗保健和教育卫生等基本人权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效、城市衰败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威胁？是不是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出现了什么偏差？使用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等为核心的经济指标体系来反映人民福祉的传统做法，显然对人感知和情绪的测量效果不尽人意，然而生活的感知度和个人的精神状态才能真正反映出人们在不同标准下对人民福祉做出的主观评判。
因此，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中间，就出现了废弃人均GDP或人均GNP测量的声音。人均GDP或人均GNP对人民福祉测量的失败，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寻找一些替代性的指标来测量福利。这就引发了大量研究，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指标、人民福祉指标、基本需求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标。
深入改革人民福祉的评价体制机制
“最先一公里”始于顶层设计，“最后一公里”完成于基层治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民福祉的研究又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方面组织对各个国家人民福祉的各项因素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人民福祉进行微观的和定量的探索。1990年，联合国开发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突出强调了人民福祉问题的重要性。近几年来，人民福祉研究的注意力已开始走向另一个重要的人类发展投入方面，即社会资本，其广泛涉及经济、科技、国防、外交、教育、福利、交通、住宅、安全、卫生等各个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人民福祉的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各界人士的重视。
20世纪的发展告诉我们，为了应对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也为了更好地使人们享受发展的成果，必须进一步明确发展的目标和目的，GDP显然不能成为发展的目标和目的。在新的目标下，人类根据如何提高人民福祉来设计自己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是实现人民获得感的关键。
把提高人民福祉放在发展改革的首位，坚持人民福祉的主观评价与客观测量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人民福祉的测量和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物质产品和各类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更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要求，必须充分考虑人的全面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使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最大满足。坚持人民福祉的主观与客观统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对执政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必须在充分、深入调查研究人民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必须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通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管理来实现包括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类物质和精神产品的供给，实现提高人民群众福祉的目标。
人民福祉，也必须从社会生活的供给与人们生活需求两方面进行评估。人民福祉是个体对自己身心健康状况的感觉，对自己生活的满意感和对社会的反馈性行为。个人层面的福祉主要有：收入、健康、家庭关系、邻居关系、工作、娱乐、休闲等等。由于每个个体生活目标、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以及对同一事物的心理感受不一样，个体对福祉的追求也各不相同。但是，人民福祉也具有共性的一面，例如，每个人都普遍追求更舒适的生活条件、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等等。个体福祉的改善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人民福祉的改善其实是个体、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让每个个体获得更多福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会获得久久为功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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