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料，在今年的“两会”上，环境污染及其治理话题的火爆程度空前。人们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渴求，在这次“两会”上得到较充分的反映。
核心是反转治污路径
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忧虑和恐惧指数近些年来直线上蹿。环境“负债”日积月累、越欠越多是人们担心的一个来源。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做的不是无本生意，而是欠下了巨额的环境等方面的债务，可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雾霾、毒水、童山秃岭、重金属严重超标的土壤，都是环境反过来向我们索债的表现，而且，今后她的逼债恐怕会越来越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们环境忧惧提高的主要原因。食不果腹的人，全心想的只是如何糊口，而衣食足而知忧国忧民忧己，衣食无忧之后，人们把心思越来越多地转向如何吃得更安心，喝得更放心，呼吸得更安全。
出国旅游的中国公民每年都在大增，他们在呼吸了外国的新鲜空气，领略了外国的山青水秀后，怎能不在回国后对雾霾围城、污水横流等乱象满怀恐惧、满腹怨言？
中国百姓，尤其是其中的为人父母者，对空气污染的恐惧，更让人体会到中国环境治理的艰难。人们发现，中国环境方面的市场和政府失灵现象俯拾皆是。不过，要争取更美好的环境，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环境污染产生和发展的真正诱因，并且找到根治问题的有效方法。
其实，中国的环境危机早已有之，各级政府的环保法规陆陆续续也出台了不少。可是环境指数仍然不断下行。既然多年来修修补补、敲敲打打明显不管用，内地政府就必须尽早出台并严格执行全新的治污战略，新战略的核心应该是拓宽思路，反转治污路径，由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治污工作的突破口改为多种手段并举，促进重污染地区的治污。治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改善贫困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
缺钱是内地环保的难题
在各类污染现象中，霾受到的国内外关注最多，因此我把霾问题作为内地污染现象的一个样本来分析。内地各级政府近几年出台了不少治霾的《条例》、《办法》，如果政策法规能够得到严格执行，那么完成治霾目标本应易如反掌。实际上，治霾工作推进得并不顺利，说明政策的执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来自社会各方面，既包括排污企业，也包括普通民众……大家为什么一面对雾霾痛心疾首，一面抵制减少排污呢？最关键的原因是排污划算，减排不划算。只要排污比不排污更合算，政府的治霾政策就难以收到实效，更难长期有效。比如，2014年的“APEC蓝模式”是一场行政强制色彩浓重的治霾运动，APEC前后，京津冀有17个城市实行汽车单双号限行，1万多家企业停产，2.5万多处工地停工。这场强制措施保证了会议期间北京的空气清新，但是不出所有人所料，会议结束之后北京的空气污染迅速回升到了“正常”水平。
那么，内地目前有哪些经济因素激励大家排污呢？负面的激励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清洁能源太贵，而肮脏能源很便宜，而且价格差异还在不断发展。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肮脏能源淘汰清洁能源。
能源有许多种，但化石能源在内地的能源结构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其中，煤炭最脏，石油其次，天然气最清洁。但是，最肮脏的煤炭是内地最重要的能源，在内地能源消费总量中长期占据70%左右的份额。而最清洁的化石燃料天然气发展至今，只占据6%的比例。差别之所以如此巨大，主要是价格使然。质优，价也优。所以，煤炭比天然气便宜，这容易理解。但是，要治理空气污染，就需要政府干预，缩小天然气与煤炭之间的价格差距。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它们之间的价格差距越拉越大。比如，2014年内地天然气价格迎来2005年以来的第六次上调，全国非居民用天然气普遍涨价。煤炭价格全年则下跌11%，而和2008年—2009年的高位相比，更跌了40%以上。煤价下跌利好燃煤发电，2014年全国燃煤电厂的发电成本已降低至每千瓦时0.15元，仅为天然气发电成本的30%。在这么巨大的成本劣势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巨额补贴，燃气电厂怎么能活？同样，天然气和煤炭之间的明显价差很容易让老百姓产生烧煤做饭、取暖等的冲动。越穷的人，对价格就越敏感。贫穷地区的人们消费肮脏能源的意愿一定比富裕地区强。
割舍清洁能源，转向肮脏能源，其结果必然是空气质量改善的受阻。这种阻力在京津冀地区展现得很明显。京津冀总体上不是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和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虽然北京的经济发达程度名列全国前茅，但它周边就有19个国家级贫困县。而河北省还有近70个省级贫困县。财大气粗的北京市政府可以大把砸钱淘汰煤炭消费、发展天然气消费，包括花费巨资为天然气发电等提供补贴。但是，京津冀其他地区特别是河北省的煤炭消费量高得骇人，而且居高不下，其天然气消费却发展乏力。实际上，北京市政府正大规模削减煤炭消费，包括用燃气电厂代替燃煤电厂，被淘汰的燃煤电厂被迁至河北。而河北省即便想为了环保而发展燃气电厂，难度也很大。气价如此之高，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补贴，燃气电厂基本注定会亏损。由于河北省各地没有北京那么强的财政实力，燃气发电发展不起来，也就很正常了。
关键是解决穷地方的治污
和北京民众相比，河北老百姓也有更强的动力去烧煤块煤球。除了管网设施的发达程度外，河北民众在用气的支付能力方面也和北京百姓有所差距。相反，河北毗邻“煤海”山西，煤炭供应充足。作为做饭、取暖燃料，煤块、煤球比天然气便宜得多，对河北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有强大的诱惑力。散煤燃烧比工厂烧煤产生的污染要重得多。河北省发改委测算，全省年工业用煤为3亿吨，民用散煤2000万吨，但后者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几乎是燃煤电厂排放的10倍，烟尘排量与电厂相比高近百倍。
北京已经为治霾投入巨资，却不足以改善北京的空气，因为在现在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穷邻居”河北等地的肮脏空气随时都可能溜进北京人的后院。河北等省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恰似前些年工农剪刀差严重时内地的城乡关系，受到种种盘剥的农民因贫困而普遍得不到较好的教育。当农民进城后，会把乱扔垃圾等不文明习惯带进城，而使城市的环境卫生变差，城市居民因之得到了报应。
内地目前的治污，存在严重的责任与资源不对等。穷地方（比如河北的贫困县市）往往也是污染严重的地方。他们的治污潜力大，责任也大。在承担重大责任的同时，穷地方却普遍缺乏治污的资金等。这是内地环保事业徘徊不前的症结。这种积弊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算中央政府出台再多治污政策，北京等富裕城市把治污工作做到极致，内地的环境质量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那么，应该如何来治理贫穷（和重污染）地区的环境污染呢？解决治污资金是关键，而穷地方治污的资金应该主要来自于对肮脏能源的征税。一方面，中央政府除了让穷地方征收的污染等税留在当地外，还应该把一部分富裕地区的税金转交给穷地方，以充实穷地方治污资金。另一方面，对治污资金必然坚持做到专款专用，严格审计审查。
对煤炭、石油等高污染能源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今后除了合情合理合法地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率等之外，还需要征收较高的污染税。通过突出“污染”二字，来强调和突出这是对污染行为的惩罚，以对高污染商品的消费者形成心理压力。因为煤炭比石油更肮脏，所以烧煤缴纳的污染税应该要明显高于烧油。
污染税、成品油消费税等应被放入各地的治污基金，只能用于重污染企业关停的善后、对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的补贴，等等。此外，为了防止重污染地区靠污吃污，并激励他们尽早脱污，除了让各地政府对治污基金偷腥不着外，还可以考虑建立资金配套机制，让各地按当地污染情况的轻重，从地方财政中出钱，对治污基金进行不同程度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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