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习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以来，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同年，习主席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也得到了多国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
截止2015年4月1日，亚投行已扩围至51个成员国，涵盖了除美日外的主要西方国家，其中31个国家已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构想从顶层设计和规划走向逐步落实以及未来亚投行的正式建立，亚洲国家将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找到适合本地区的创新模式与可行路径。
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回眸
与欧洲和北美相比，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由于冷战后多边进程受阻和停滞促使各国转向区域主义，亚洲国家也开始积极探索推进本地区合作的制度模式。
在亚洲区域合作的历史演进中，两次外部冲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是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它促使亚洲国家开始寻求地区合作的机制化。二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亚洲国家的区域合作需求。出于应对金融领域震荡的需要，亚洲国家达成了“清迈倡议”和“清迈倡议多边化”等危机救助机制，其功能定位是通过向成员国提供适当规模的资金、解决区域内短期国际收支或流动性的困难。同时，亚洲国家双边自贸协定也出现了勃兴，这既顺应了全球范围内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由市场驱动的贸易一体化的需要。亚洲目前在建的地区层面自贸区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目的是整合和优化东盟与中日韩等6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建成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区。目前，亚洲区域合作已形成了“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双轨一体化模式。
尽管亚洲区域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但是，整个地区层面的合作机制建设却遇到了瓶颈。亚洲当前的制度化合作水平无法满足该地区市场深度融合的迫切需要。在近十余年里，亚洲区域内贸易规模从1万亿美元扩大到3万亿美元，占区内各国贸易总量的比例从30%升至50%。然而，亚洲却尚未建立由主要地区贸易大国参加的、覆盖整个地区的自贸区，更不用说从自贸区向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的深化合作。显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亚洲迫切需要提升本地区的制度化合作水平，进而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提供有力支撑。然而，由于亚洲一些国家之间缺乏政治互信，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的核心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历史遗留问题、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争端等严重干扰了双边关系及区域合作进程的推进。因此，扩大亚洲共同利益、促进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将是未来建设亚洲新未来的重要方向。
鉴于此，“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两大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
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
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构想，无论在合作目标、地域范围和合作内容还是路径选择、合作机制和合作理念上，均对传统亚洲区域合作模式进行了重要创新。
具体来看，“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根据巴拉萨一体化次序理论，经济一体化具有五种形式，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显然，“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参照欧盟模式设定的，即从自贸区升级至共同市场、经济同盟，最后至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的层次递进过程。
从地域范围看，“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以及中间广大腹地国家连接起来。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推动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的对接。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将是世界上跨度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
在合作内容方面，“一带一路”将突破亚洲传统的贸易、金融与货币合作，具有更广阔的务实合作空间。根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通过“五通”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一带一路”将实现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的三大使命。
就路径选择而言，作为系统工程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以金融支持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突破口，进一步以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原则推进沿线生产网络的建立，进而加深和扩大亚洲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亚洲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这直接决定着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的水平。因此，与“一带一路”共同推进的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倡议将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并为资源开发和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由此促进“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通道的畅通以及沿线生产网络的建立。显然，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将有利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早日实现。
从合作机制看，“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在双边合作方面，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其中包括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与此同时，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最后，就合作理念而言，“一带一路”倡议谋求的是共同发展的理念，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征，因此，这一倡议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区域主义的蓬勃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一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只有区内国家共同发展并扩大共同利益，亚洲地区才能实现长久繁荣。因此，“一带一路”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均可参与。
毋庸置疑，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亚洲区域合作模式的重要创新，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然而，我们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东南亚、南亚、中亚和欧洲等地区。就大国博弈而言，美国一直具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而俄罗斯和欧盟也在中亚和南亚等地区拥有自己的传统利益或势力范围。如何与现有合作机制对接及妥善处理未来可能发生的利益纷争，这将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另外，一些南亚和中亚国家的内部政权不稳定也给“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了国家间政治与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对沿线国家的政治局势进行风险评估，从而保证所涉项目资金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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