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国与国的关系，有时从双方领导人对对方的用词可以体察出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领导人互相称呼是必须用“同志”的，否则，就表明两国两党很冷淡，如果“同志”之上再加“兄弟”，不但显示相互信任而且透出亲密。
日前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华，中越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就互道“同志加兄弟”，中越联合公报用了“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要发扬由毛泽东和胡志明缔造的两国友谊，表明北京和河内已逐渐走出因南海问题（越南称东海）而恶化的两国关系。
阮富仲访华目的
去年，中方981钻井平台在南海的勘探引发了越南一波大规模的反华事件，导致双方民间情绪急剧对立，影响到官方对对方的态度和评价。越南官方不仅有意放任民间反华行为，以此来迎合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增强自己在民众中的合法性；也积极拉拢、引进外部势力介入南海，牵制中国，如和俄罗斯、印度的石油公司合作，共同开采南海石油，和美国日本建立某种形式的军事关系，呼应菲律宾将中国告上国际法院。这使得北京对河内很失望，双方一度关系有些僵。
这次阮富仲带着豪华代表团来华访问，目的之一是修补因海上冲突而受损的两国关系，避免使其再度发生而波及民间，导致中越关系倒退。另一方面，也是来寻求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缓和越南的经济困境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时推进与北京的交流与协作，防控不测事件对越共和社会主义体制带来冲击。在阮富仲的代表团中，有包括越共中宣部部长、国会副议长、公安部长、国防部长在内的四名政治局成员，占到越共政治局的1/3。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阮富仲感谢中国“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援助和支持”，称与中国发展稳定和可持续的友好合作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的一贯且长期的主张，也是越南对外政策的第一优先”。越南主流官方媒体对阮富仲的这次访问也持积极和正面的评价。两国还签署了两党合作计划(2016—2020年)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文化、司法、税务、维和等领域合作文件。从这些方面来看，越南隐然有全方位拥抱中国的景象。
越南的“四驾马车”体制
阮富仲的访华也获得了中方的高规格接待，习李张俞都与阮举行了会谈，显示北京对阮的支持和重视。越南是“四驾马车”体制，越共总书记、总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构成了国家领导架构中的四驾马车，他们各管一摊、并驾齐驱，好处是互相制约，防止一方独大，缺点是没有一个相对突出的中心，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政策效率不高。“四驾马车”显示了越南在探索领导体制方面的民主进步，但也形成了一种“弱王”格局。对越南这种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弱王”格局并不利于对社会大局的把控。中越海上冲突在越南之所以会酿成暴力反华事件，一定程度上与这种“弱王”格局，没有能力管控社会危机有关。
在“四驾马车”中，相对而言总书记最具实力，毕竟越共是执政党，总书记执掌“枪杆子”，但在越南目前的这个领导构架中，给外界的印象反而是总理阮晋勇显得更强势，反华事件也是得到了其支持。而现任总书记阮富仲被认为是最亲华的领导人。阮曾六次访问过北京，其在2011年担任越共总书记后，首次外访即选择北京，这对于“足不出河内”、只拥有党派背景的阮来说，表现出了与北京的一种密切关系。所以，与其他三驾马车相比，阮受到北京的垂青也就不奇怪。
有迹象表明，不久后召开的越共十二大，阮有可能在“四驾马车”中脱颖而出，成为越共核心，这对北京将是有利的。作为中国近邻，也是南海主权争端的主要当事国之一，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干扰，越南对华态度一直充满矛盾，游离于亲疏远近之间，故一个稳定友好的中越关系也符合中国战略利益。这是北京在中越建交65周年之际，邀请阮富仲访华的原因。而最近中美围绕亚投行的博弈，亦让河内看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大为增强。这有助于越共亲华派在党内斗争中获取主动，从而为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增加砝码。
发展经济是越南面临的首要问题
对越南而言，发展经济还是重中之重。越南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后，经济一度保持高速发展，1986年-2007年，年均GDP增速达7%以上，但越南的弱点是国内市场小、工业部门不齐全，经济发展严重受制外部。金融危机后，越南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促进出口，越南盾不断贬值，三年内贬值近1/3，物价飞涨，金融机构坏账率居高不下，全国60多万家企业中，10多万家倒闭，另有近半陷入困境。尤其是去年反华事件发生后，对越南的投资环境造成了重大冲击。
经济困难引发社会危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失业率不断攀升，因土地拆迁等问题引发的上访和游行等事件也层出不穷，民众对越共执政能力、部分官员贪腐行为和官僚作风的不满集中爆发。面对这种压力，越共加快了政治改革步伐，采取差额选举国家领导人、提高国会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对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等高级官员实行质询和信任投票等一系列措施，来响应民众对民主的要求，以赢得民众信任，巩固执政基础。另外，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谋求和美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密切联系。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某些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党内民主思想泛滥，甚至公开出现了否定党的领导，要越共下台的声音和主张；社会的反华思潮也借机打出“民主”“自由”旗号，最后往往把矛头指向越共；全面融入国际也使得西方国家加紧对越推行“颜色革命”；而党内各山头之间对立也严重，高层分歧公开化，矛盾难以调和。所有这些，都使得越南转型困难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转向中国也就很自然。以河内现在的政改力度，如果经济搞好，失业率降低，收入提高，民众对越共的不满会降低。而如果经济持续恶化，政改力度再大，民众不满也会增加。而要改善国内经济，除加大对西方开放外，吸引中国的资本是关键。
中国是越南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占越南总出口额的12％、总进口额的30％。而在旅游方面，2014年在访问越南的787万外国人中，1/4是中国人。此外，中国公司赢得了越南90%以上的重要工程、采购和建筑合同。尽管越南总理阮晋勇曾声称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避免使越南经济受制于某一个国家，越南确实也加大了对其他国家招商引资的力度，但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对越南的这种贸易地位第三国无法代替。而中国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规划对提振越南经济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就是越南为什么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原因。
越南对中国同样重要
在中越关系中，虽然中国起主导作用，越南严重依赖中国，但并不表明越南对中国的角色可有可无。如果说，越南难以承受和中国对抗的代价，中国同样会损失很大。“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要结出硕果，越南是重要一环。南海问题是中国的软肋，而越南是在南海上和中国闹得最凶的国家，假如中越两国的海上冲突失控，乃至发生小规模战争，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中国同东盟的关系会有显著的恶化。对中国来说，现在正是崛起的关键时期，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能因为中越冲突而破坏崛起的大环境。所以，搞好同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
总的来说，鉴于历史原因和南海问题，越南对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中国对越南的背信弃义也有过领教。所以，在阮富仲的这次访问中，两国领导人承认两国合作的最大的障碍是政治互信不够，政治互信不够的原因又在于南海问题影响到两国人民的感情。中越有共同的政治制度和地缘利益，这就是“同志加兄弟”，它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中越在联合公报中大谈两国友谊及共同利益，强调要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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