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潮已经汹涌而来。在今年初春的“两会”上，“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智能制造”等热词层出迭见。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还是德国的“工业4.0”都是针对本国特色的战略，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4.0”应是怎样的呢？带着疑惑，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教授。
“互联网+”是中国版“工业4.0”
问：今年“两会”上出现了很多新词，如“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您认为哪个更能代表中国版的“工业4.0”？
杨培芳：实际上这些概念大同小异，只是侧重点不一样。我认为“互联网+”就是中国版的“工业4.0”。
传统互联网主要功能是信息交流和信息媒体，解决的是信息透明问题；而“互联网+”的核心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3D打印等技术，打造成为新型信息生产力。
这里所说的信息生产力不是信息情报的生产能力，而是深度进入整个生产过程的监测与控制能力，是信息或知识劳动者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信息网络，以及各类数据信息资源，形成的新型社会化的生产能力。它统领现代机械和能源系统，组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国际上普遍认为2010年以后，社会进入了信息生产力时代。信息生产力在国际上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他们具备信息技术领先优势，主张从互联网延伸到工业；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在互联网领域比较落后，但工业基础雄厚，主张从工业领域向互联网、物联网领域延伸。
其实这两种模式、两条道路很可能殊途同归，只是过程不一样。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既不能完全跟随美国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德国模式。因为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工业存在两大硬伤——精细加工能力不足和材料提纯能力缺损；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核心技术领域，我们也远不及美国。而“互联网+”的概念，正好可以发挥中国市场大、网民多，可在应用领域进行大众创新的明显优势，完全可以代表信息生产力发展第三种发展模式。
生产型服务业将大行其道
问：在您看来，“互联网+”将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杨培芳：许多人认为传统工业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现在还是应该以发展劳动密集的传统工业为主，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不一定符合中国工业现状。但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越是落后产业越需要用先进的生产力加以改造，而不是让先进生产力去适应落后的产业。
目前，许多自动化工厂都由机械手和机器人进行一线操作，整个车间都可以实现无人化生产。成品出来以后，从包装、入库、到出厂也都是智能工具自动传递和运送，基本看不到人的工作岗位。人在哪里呢？人都在软件车间，而软件车间也许在本厂，也许在另一个城市甚至在另一个国家，或许是在印度，也许是在爱尔兰。
为什么美国只有2~3%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20%的劳动者从事工业生产？就是因为有70%的人员都在做服务：软件即服务，平台即服务，管理即服务，信息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这里的服务主要不是生活服务，而是生产型的服务。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不是按照传统工业流程，把每个工人的劳动工具都替换成计算机按钮，而是需要进行整体流程的改造。
它既不是原来的工业，也不是原来的信息业，而是通过外包模式，形成新的产业群，即生产型信息服务业，这就是“互联网+”概念的主要落地形式。
做好传统产业的加减乘除
问：对传统制造业而言，应怎样适应新型的“工业4.0”或“互联网+”？
杨培芳：马克思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我们必须看到，社会的经济时代已经从耕牛镰刀时代、机器动力时代，进入了信息网络时代。这个时代的农业还是要生产粮食，工业还是要生产服装、钢铁和水泥，但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方式已经与农业和工业时代大不相同。
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中国制造业需要做好加、减、乘、除法。具体而言，加法，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加入智能化（即智能制造）和网络化（即生产型服务平台）要素。减法，就是淘汰落后产能，并将某些生产环节剥离外包出去，形成生产型服务业。乘法，是指由独占经济升级为分享经济，分享数据平台和精准制造能力，让它以一当十。除法，就是节能降耗，改善投入产出比例，压缩单位产出的投入强度。最终目的是扩张生产型服务业，精化“智造业”，完成社会经济转型。
以发展IASP为重要切入点
问：您给我们展现了未来信息社会的美好前景，但是若想真正落地，怎样切入最好，还需哪些条件？
杨培芳：对德国的“工业4.0”，我们要汲取精华、因地制宜。工业时代，是制造业“推动”服务业发展；信息时代，则应该是服务业“拉动”制造业发展。必须形成“应用拉动平台，平台拉动基础设施（管道），基础设施拉动信息设备制造”的传递途径，在信息服务业基础上改造和提升农业、工业、能源、建筑、运输等各行各业的竞争力。
对中国而言，我们既没有德国那样精细加工能力的制造业优势，也没有美国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沉淀，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网民，有非常成功的、在国际名列前茅的互联网企业，如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和社交平台（腾讯）。因此，中国的出路应该是发展更多的IASP（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应用优势反求核心信息技术。使它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服务，同时带动传统工业和其它传统产业的发展，这才是最能发挥中国优势的道路。
这条路能不能走好，最关键一点就是有没有宽松的政策环境。过去，我们的信息化政策大都是“工程推动型”，经常是将政府投资作为第一推动力，结果政府总是重建设轻维护，重硬件轻软件，重近期政绩轻长效机制，政府推力一旦撤销，信息化工程就难以持续。我们多年的政策研究发现，政府提供宽松发展环境比投资推动更重要，实际上中国的互联网就是在政策盲区中，从羊肠小道一路走成了康庄大道。只要政策宽松，鼓励小微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自然会在一些新领域（如健康、教育、生产型服务等）出现新的“马云”、新的“马化腾”。
这条路能不能持续走好，还需要克服一个重要障碍，那就是当前的经济理论和制度环境并不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的发展。在信息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都制定过非常具体的普遍服务政策，以激励公共企业让普通大众都能以低廉的价格接入宽带网络，享受先进的信息服务。但是中国的经济实体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他们大都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缺少公共企业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
进入信息生产力时代，公共领域不是在减少，而是在迅速扩张。如果说小农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分散封闭，工业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垄断，那么信息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就是分布关联、互联互通。而按照传统理论和经济规则，只能形成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我们必须提倡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让更多的“马云”、“马化腾”们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来源：《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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