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不仅对现代制造、电子商务、金融行业等经济部门将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在社会治理领域催生新的变革，打破长期以来制约社会创新的藩篱，激发社会新活力。
线上社会组织的大规模孵化
社会组织数量的多寡，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高低和社会治理结构优劣的参考标准。在过去双重管理的体制下，任何机构、团体或个人要想在内地成立社会组织，既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来“挂靠”，又要得到登记管理机关（通常是民政部门）的批准。颇高的登记注册门槛，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截至2012年底，内地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仅3.7个，该水平仅相当于新加坡的1/4、香港的1/8、美国的1/17、日本的1/26。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提出，启动实施四类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试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体制束缚的松动带来社会组织数量的加速增长，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地社会组织总量增加了10万多个，2014年底首次突破60万个。然而，每万人拥有4.4个社会组织的水平，仍然只是新加坡的1/3、香港的1/6、美国的1/14、日本的1/22。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组织提供了线上大规模孕育和超常规成长的历史机遇。2014年底，腾讯微信用户已达到5亿人。如果平均每两个用户中有一人加入微信群、群平均成员规模为200人，简单匡算，作为无需登记的线上社会组织的微信群共有125万个——这一规模是线下实际登记社会组织总量的2倍多！同期，腾讯QQ月活跃账户超过8亿个，按照相同的匡算方法估计，QQ群超过200万个。仅腾讯一家公司的两个APP平台，就孵化形成了总量相当于线下5至6倍的线上社会组织。
如果线上社会组织的功能只是停留在互联网上的沟通，那么它们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对社会治理的作用也是间接的。不过，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线上社会组织绝不满足仅仅充当“赛博”空间上的虚拟组织，而是与线下活动紧密互动，正在成为对实际行为、生活方式乃至成员命运施以直接影响的重要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跑步群”，既在线上交流跑步技术和经验，又在线下实际组织形式多样的跑步活动。线上的倡议很容易转化为线下的行动，线下出现的情景和发生的故事则更容易转化为线上的各种“晒”和“八卦”，有时二者甚至是没有“时差”的。
很多看上去十分松散的线上社会组织，实际上已经具备在关键时刻发挥紧急动员作用的能力。笔者所在的一个大学校友微信群，近期曾经迅速行动，帮助孩子罹患罕见并发症的一位校友，在海外找到并空运回救命的特效药。从患儿父亲发微信求助到药品运抵首都机场，用时还不到22个小时。线上社会组织发起的众筹活动方兴未艾，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的P2P扶贫、P2P慈善、P2P志愿服务等，也正在蓬勃发展。
社会服务能力的智能化释放
包括教育、卫生、养老等在内的社会服务，既是公共服务的核心表征，也是社会活力从市场化、产业化视角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内地社会服务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2014年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这两个社会服务的主要行业分别实现了同比24%和27.6%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快于内地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7%的平均增速。同年，两行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3.4%和53%，均大幅超过18.1%的各行业平均水平。
尽管增长速度较快，但社会服务也存在着资本进入不足，进而导致总量规模偏小的突出问题。目前，内地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5%，不但低于美国（8%）、日本（10%）、德国（12%）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6%）和巴西（8%）的水平。2014年，内地社会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刚刚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占投资总量的比重仅有2%；其中，民间投资只有3200多亿元，占民间总投资的比重还不到1%。
服务人才严重紧缺，是制约社会服务发展的最大瓶颈。北京某著名儿科医院，近五年来门诊量翻了一番，医护人员编制却未增加一个。优秀的医生、护士拿着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事业单位薪酬，面对着不断增加的服务需求和日益加重的工作负荷，其收入与技能水平、劳动强度、实际贡献不相匹配，影响到服务质量的提升，最终也限制了服务量的进一步增加。与医疗卫生领域类似，教育领域出现了师资紧缺造成的“大班额”现象，养老领域则产生了护理员紧缺带来的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与床位大量空置并存的矛盾。
“互联网+社会服务”的新模式，可以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服务者队伍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服务供给能力。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可以看作是初级版的“互联网+社会服务”。智慧医疗、智能养老等则是升级版。
互联互通的智慧医疗系统，可以授权医生获得病人就诊历史、治疗方案以及保险报销等一系列信息，大大减少医患之间无效和低效的沟通时间，最大限度避免遗漏和错报重要信息，进而提升诊疗的效率和准确性。利用医疗大数据系统，不仅能够对个体病情变化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预判，还能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前做出反应——谷歌公司的“flutrends”项目挖掘搜索引擎的海量信息，每天都在更新其流感趋势预测；而美国官方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则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整理并发布类似的报告。更短的诊疗时间、更适宜的治疗方案、更及时的疾病预防，可以在服务人员不增加的情况下，数倍地提高医疗服务量。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应用，还可以在普通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与高水平的大型综合医院之间，建立有效衔接的机制，分享经验，开展培训，便捷转诊，联合会诊，极大增强农村和城市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
建立在互联网信息平台和物联网技术基础上的智能养老系统，对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方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家属和医生可以通过远程提醒，确保居家生活的老年人规律生活、健康饮食、按时服药。老年人摔倒时、需要帮助时、忘记关掉燃气煤气时，以物联网相连的设备可以自动报警、发出求救信号、远程关闭隐患设备。借助便携式血压计、心动仪甚至是改装后的马桶，可以动态监测老年人健康状况，自动更新电子化健康档案，对下一步体检及诊疗提出建议，并把血压、心率、尿检数据的异常信息及时传输给医疗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建立呼叫中心，一方面整合接入养老服务供应商，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派单，提供上门服务；另一方面实时掌握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等特殊老年人的状况，必要时提供紧急救援。养老服务机构则可以利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日常照料服务的自动化，降低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和难度，同时提升其体面劳动的程度，节省并保持必要的养老服务人力资源。“互联网+养老服务”还能促进不同养老方式间的有机联系和融合发展，统筹养老服务资源，提高综合利用效益。
社会安全的远程响应与多维保障
社会应急、社会治安、生产及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安全的诸多领域，都有应用“互联网+”的巨大潜力。2013年4月20日芦山地震发生当天，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中联重科就通过GPS系统监测到，距离雅安50公里范围内，有其生产的吊车、起重机、挖掘机等100多台。该企业总部立即布置各有关事业部，第一时间联系拥有这些设备的客户，第一时间组织协调他们参与救援。中联重科成为最先到达现场开展施救和抢修设施的企业之一，中联的吊车也成为最先成功营救出被困人员的设备之一。依托物联网的强大力量，社会应急具备了远程监测、远程响应、远程指挥的能力。
推而广之，“互联网+”将使社会治安的立体化防控、安全生产的全方位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的全过程保障等能力显著增强。很多人还清晰地记得2011年5月白宫公布的一张照片，展示了奥巴马总统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击毙拉登的情景，那是美国版的“互联网+立体化反恐”。不应该也不会被人们忘记的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本来可以通过对区域人群热力、手机信号强度、地图搜索请求等的动态监测及大数据分析，及时预判预警，果断采取预案措施，从而避免不幸的发生。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快解决监管部门、生产企业、销售渠道、终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有着广阔前景。
科技是把双刃剑，变革亦有两面性。在增强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安全的同时，“互联网+”也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传导加速、社会公众隐私权易受侵害、以及由数字鸿沟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如何趋利避害，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有效防控潜在风险，是“互联网+社会治理”必须提前做好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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