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已经落幕。此次会议有包括中日首脑在内的3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通过了“2015万隆公报”及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加强新亚非战略伙伴关系和重申万隆会议精神等三个成果文件。会议主办者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闭幕会上表示，这次峰会中的声音代表亚洲及非洲，全球应聆听亚非的声音及决定。佐科的这句话显示了亚非国家的自信。
60年前的万隆会议是亚非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举行的国际会议。与会29国和地区很多刚刚独立不久。因此，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觉醒的亚非人民试图在美苏两极体制外构建属于自己一极的努力。万隆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推进了南南合作，并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这是万隆会议留给世界的政治遗产。
万隆会议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谈万隆会议，离不开中国。尽管中国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者，但中国却用他独具特色的智慧，为万隆会议的最终成功做出了关键的贡献，如果没有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万隆会议或许会湮没于与会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无休止的争吵；如果没有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许就没有万隆的十项原则。
尽管万隆会议初步显示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力量，然而应该看到，不论是亚非国家还是中国，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要形成独立的一极，发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推进合作，实则很难。当时与会29国大都属于美苏两个阵营的盟友，会议原本计划每10年举行一次，但在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后，直到2005年，才以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的名义第二次召开会议。原因在于，在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整体实力有所壮大，但还不足以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加之发展中国家内部为各自利益不团结，削弱了整体力量。所以，在万隆会议后，南南合作和不结盟运动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推进。而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当时出席会议的总理周恩来的外交智慧。其时很多国家担心中国会在会议上推销共产主义，而中国又没有实力让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主张，于是周恩来临时改变发言内容，宣布中国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制造分歧的，他愿意与大会成员一起努力，使会议成功，原先计划中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大会上都不涉及，这才使会议的争议逐渐平息下来，最后达致协议。
虽如此，万隆会议对中国仍有特殊意义。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亮相国际多边舞台，之前，中国虽然也参加多边会议，但那是社会主义阵营或各国共产党的会议，万隆会议第一次让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传播，提升了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形象，打破了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孤立。万隆会议之后的十多年，在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都跟中国在万隆会议打下的根基有着密切联系。
60年后的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不仅两极格局解体，金融危机也给西方国家重创，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迎来了重塑国际秩序的良机。亚非国家在过去陆续赢得政治独立，他们迫切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祉。但与政治话语权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话语权尤其脆弱。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不会随着政治独立而自动增强，特别是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本来经济基础就薄弱，技术落后，要在国际经济规则总体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困难重重。这个时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共同争取经济治理权。所以，强调“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非常重要，只有团结才能显示力量。亚非领导人会议通过的“2015万隆公报”就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尤其亚非国家的政治团结，并在经济和发展事务、社会和文化联系两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和政策建议。
中国不能撇开发展中国家单打独斗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历史时刻，肩负的使命自然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重。客观地说，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冷战时期及冷战后相当一段时期里不能作为独立一极发挥作用，固然跟整体实力不强有关，但也是因为缺乏一个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印尼和印度曾经想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万隆会议的召开就得益于这两国，他们是主要的发起者，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都有意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权，与美苏竞争。从这两国人口和面积来说，他们具有做代表的资格，但代表更重要的资本是经济实力。显然，他们在这点上差强人意。中国近年来一直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居，这个“最大”，不但指的是人口和国土，更是经济。中国从2010年后就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若干年后有可能赶超美国。因此，若论“领头羊”，非中国莫属，何况，中国还是联合国五常之一。
从中国自身利益来看，虽然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但在中国成为全球老二后，国际规则的缺陷对中国的制约也愈益明显。现行国际秩序毕竟反映的是美欧的主张和利益，因此，中国也有动力代表发展中国家去改革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比起60年前，中国当下更有实力去推进自己的主张，亚投行就是一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能发挥的作用比60年前要大得多，对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也比60年前更明显，南南合作要真正推行起来，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许多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占据本国贸易的很大比例，而中国最近发出的倡议，如“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合作对象主要也是发展中国家。另外，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有密切的经贸联系，是打通南北合作的主要通道。因此，从各方面看，中国都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佳人选。
尽管中国初具实力推进自己的主张，但中国也不能撇开发展中国家单打独斗，一方面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远未到一言九鼎的地步；另一方面，即使达到这个地步，也还存在一个权利行使的正义问题，所以恰恰相反，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依靠、联合、团结发展中国家，去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将使中国的主张占据道义高地，能够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一再强调把自己的外交基石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上的原因。此次习近平主席用4天时间出席第三次亚非峰会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一贯重视。中国要借60年前搭建的这个舞台，向发展中国家宣布，中国“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改变。”
另外，改革现行国际秩序，不是一个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主张改革现行国际秩序，是因为这个国际秩序没有很好地反映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推倒重来。现在不是冷战时期，而以目前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也做不到推倒重来。因此，中国做领头羊要摈斥零和思维，不能一味求“斗”，还要求“合作”，是合作博弈，不是零和博弈。人类以往的历史，一个教训就是零和博弈，这会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导致双输。换言之，中国作为“领头羊”，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还要考虑发达国家的利益，带领亚非国家和北方国家实现合作共赢，这样才能体现国际关系的新思维，赢得道义高地，减少变革阻力，也减轻外界对中国强势崛起的疑虑。
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发言就体现出了这个意图。发言提出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三点倡议，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成功地把“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与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结合起来，赋予了万隆精神“合作共赢”的时代内涵，也可以说是新万隆精神，显示出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胸怀，是中国在新时期对万隆会议做出的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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