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小平在1919年离开家乡到巴黎求学时，他身后的家乡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村落，生活水平几近200年多年没有提高过。60年之后，当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时，他来自四川广安的同乡走在改革的前列。
随着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产出在1980年代飙升。但是广安地处山区，并不适宜积极机械化农耕，因此改革对他们来讲并没获得多少益处。77岁的沈小泽（音译）回忆的时候说，“土地很贫瘠。整日耕种也没有用，人们曾经很努力想让它变得肥沃一点。然而到外面打工一天挣得钱比这里一星期都多，在外打工寄回来的钱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这的人很重要。”
由于人口众多，广安也曾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贡献者。30年的经济增长中，前所未有的劳动力从乡村进入城市，根据《金融时报》2010年的调查，广安470万登记人口中接近1/3的人已经不居住在那。
然而，现在，经济学家表示中国转向城市社会最活跃的阶段已经完成。曾经“用之不竭”的农村劳动力，现在萎缩速度很快。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终结——经济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低工资的农村移民流入工厂的人口放缓，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这种现象在近年内相当明显。不管是低端制造业者退出行业，或者不得不提高价格，都可能会减缓出口的增长，而出口是助力中国经济繁荣几十年的重要因素。
高盛驻香港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说，“劳动力和资本将会变得更加稀少和昂贵。随着工厂价格提高，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将面临再平衡。投资增速将会放缓。我们在房地产和制造业看到的境况正是如此。”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估计，去年离乡工作超过6个月的人口约2.78亿。如果这些人组成一个国家，那将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大国。同时，中国GDP增长预测，2016年-2020年将滑落至6.1%，而1995年-2009年间的GDP平均增速为9.8%。经济增速滑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萎缩。
今天的广安，在村子的街上已经很少能见到适龄劳动力。老人和留守儿童构成了主要居住人口。
64岁的程德全（音译）是一名退休的小学教师，他说学校大多时候冷冷清清。“村子的学校还在，但是只有两个年级，学生总共差不多10个。家长们都到城里工作了。”他的村子原先有500人，现在只有30人。
县城是了解中国人口变迁的关键点。据官方统计，中国约14亿人口中的48％仍生活在农村，这个数字暗示未来仍有足够的可迁移劳动力。然而，分类数据显示只有约30%的人口还在从事农业劳动。如果除去各种数据偏差，实际上农业劳动人口比例只有20%左右。
现在，劳动力缺口已经从广东省这样的出口中心蔓延至广安市。之前人们觉得外面的工资比家乡高，而事实正在改变。即便乡镇的劳动力成本也相当高。据官方统计，农村移民工资从2005年的每月平均861人民币，上涨至目前的每月2864人民币。
即便乡镇的工资低于城市，这个差距已经小到足以让人选择继续留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以便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
随着劳动力流入减少，上涨的工资会逐步蚕食利润和投资，因此经济“再平衡”就自然发生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促使经济再平衡发生。
“再平衡”将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经济，以及其与世界的贸易关系。在“移民拐点”之前，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主导着经济。可在新时代，例如健康、媒体、金融服务这样的服行业和旅游业将会崛起。而且与之前大量进口原油、铁矿不同，中国将会进口更多食品和消费品。
如果中国想继续朝着富裕国家发展，就需要提高城市的生产率，而非简单的通过把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继续从事低端制造业。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率下降无需畏惧，但新阶段的中国发展，要求中国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从单纯依靠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转变为着力提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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