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了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的类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时讲了一个故事：“我看到有一家媒体报道，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需要填写紧急联系人，他写了自己母亲的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被李克强总理称为“天大的笑话”的故事，源于人民日报微信公号此前的一篇报道。更加令人唏嘘的是，那个被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新闻当事人，最终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顺利办好了手续。正因如此，就连总理也疑惑不解：一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在本届政府将简政放权当“开门第一件事”的背景下，解决“办证难”这个饱受诟病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民之所望，就是施政所向。对政府部门而言，利用信息化手段减少“中梗阻”，持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让百姓少为办理各种奇葩证件、证明而反复折腾，才能让人民群众从民生细节中感受到“获得感”。
“人在证途”与“奇葩证明”
一个中国人一生要办多少个证件？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给出的答案是：103个。去年广州市两会期间，曹志伟凭借一幅精心绘制的《人在证途》，登上了不少媒体的“头条”。曹志伟当时说，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自打娘胎开始就不断地在办证，一直到死亡，进入墓地，“我们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
曹志伟这番话和《人在证途》引发舆论热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都曾饱尝“办证难”之苦。在从娘胎到坟墓的“证件人生”中，我们离不开结婚证、房产证等名副其实的证件，也需要经常提供五花八门的证明。无论是办证还是开证明，与侍权“任性”的职能部门打交道、遭遇奇葩办证经历，都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不否认，从提升社会管理标准化水平、防范公共利益和个人财富受损的视角来看，买房时询问婚姻状况、生孩子前核查是否符合政策，确有一定的必要性。令大家不满的是，证件原本只是人的附属品，如今却有了僭越人的迹象；办证原本只是一项公共服务，如今却成了人们必须“忍辱负重”才能办好的一件事。
检索媒体报道，与“证明你妈是你妈”类似的奇葩证明并不罕见。比如，单位录取新人，需要社区开“人品证明”；做人流手术，需要证明是“自愿的”；饭店办执照，需要社区开证明担保“不扰民”；儿子中考，要证明儿子是自己儿子、老婆是自己老婆；老太太摔伤，保险要求开“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这样那样的证明，听起来全都是“天大的笑话”，办起来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奇葩证明层出不穷，一方面是因为行政审批事项太多，而且一些政府部门权责划分不清。出现在那些证明上的每一个印章，都对应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而他们大都将盖章当成了一种权力。本届政府推进简政放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把不必要的公章封存起来，给百姓的办证流程做“减法”。
证明过多过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很多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他们各自为政，缺乏工作上的协作与配合。这种“各扫门前雪”的做派，很容易让办证陷入“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僵局。最新案例是，安徽一女孩办理教师资格证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但去有关部门盖章时却被要求先提供“需要无罪证明的证明”。
病根是社会管理旧思维
追根溯源，一纸证明成为百姓办事的“通行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流动的人身依附密切相关。虽然我们早已告别那个时时处处需要证明的计划年代，但过去的一些社会管理旧思维，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并且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这种不适应的成本，又被权力部门很自然地转嫁给了办事人。
“唯证明观”的背后，是一套有待革新的陈旧管理思维。有很多人都曾遇到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局——“甲部门说需要乙部门的证明，而乙部门说没有甲部门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如果我们询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些证明，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就是这么规定”的，但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是，很多事花点钱、找找人就能办成，这足以说明很多让百姓头疼的证明其实并不是非要不可。
为何一些政府部门该管的事没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手却伸得特别长？很关键的原因是有些部门的惯性使然，他们习惯了过去的“强势”和“任性”，习惯了让百姓求自己办事，甚至习惯了“不给钱不办事”。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部门的社会管理思维没有跟上移动互联网的节奏，而是停留在解放前。他们囿于狭隘的部门利益，置整体的公民福祉于不顾，新工具和互联网思维也没有充分运用起来。
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职能部门不愿与时俱进地更新管理模式，很可能还牵涉复杂的利益考量。其实一些办事人员也很清楚，有些证明纯属形式主义，但他们更清楚的是，如果砍掉某个环节，必然意味着会少一些收费项目和寻租机会，也会减少编制。因此，要消除“奇葩证明”，必须斩断乱象背后的灰色利益链。
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单身证明还是证明亲属关系，都不应该由百姓个人来提供。因为这不科学，而且我们完全有更便捷、高效的社会管理方式，那就是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这种与时俱进既可以消除百姓的烦恼，又可以保证信息准确无误、可信。
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过一个案例：一位北漂青年为办护照，因遭遇办事人员的刁难，在老家和北京之间往返6次跑了3000多公里，以至于他最后发出了“有些部门拿着点权力就玩弄百姓”的感慨。试想，如果相关职能部门更新管理思路，通过互联网明确告知办理程序、调取相关信息，岂不是会简便得多？
以信息化建设助推简政放权
近两年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必须看到的是，现有成果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不小距离，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连李克强总理也深感不满的“奇葩证明”乱象，除了要用行政审批改革、行政流程再造等手段防范权力“任性”之外，还需要以信息化建设助推简政放权。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绝大多数关键信息，都已经信息化了。据媒体报道，如今政府部门已经掌握超过9成信息资源，但大量信息都分散在各个部门，彼此未打通，且多处于“沉睡”状态的现实。当各种数据躺在相关部门的档案柜里“睡大觉”时，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数据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信息孤岛时，各种“奇葩证明”只会将我们置身于一个慌乱的境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种“奇葩证明”，是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产物，也是政府部门信息化建设滞后一个侧面印证。在一个政务信息化程度很高的地方，很多以前需要靠证件、证明来核实的信息，通过简单的技术手段就可以获取。即使某些技术手段在目前来讲还有难度，但既然势在必行，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就可以少跑腿。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政府部门真要下决心解决“奇葩证明”的问题，最大障碍不在技术层面，而在管理思路层面。不能总在政府部门要找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信息网络中的“透明人”，而当你需要找政府办事时，却只能自己跑腿。当务之急，需要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
身处“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理念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信息化建设与简政放权是一体两面——没有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简政放权就是空话；而之所以敢于简政放权，就是因为它契合了信息化的大趋势。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让百姓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改革红利，又能在保护公民隐私方面寻求平衡，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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