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0日，央行宣布再度降息。之所以是“再度”，是因为这是自2014年11月以来至今半年多时间内的第三次降息，与此同时，通过仔细梳理央行的时间表，不难看出，截至2015年5月，除了1月份，央行每个月都会针对货币市场启用手中的“工具箱”，要么降息，要么降准，两者交替进行，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防范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通缩风险。
对于近期如此密集的货币政策调整，一时众说纷纭，不少人认为中国开始进入降息和降准的通道，降息和降准成为“新常态”。但笔者认为，在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前，首先要清晰地辨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降息和降准的目的是什么；二是是降息和降准与“新常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三是降息和降准能否用“新常态”来表述。
降息和降准的目的是什么
降息和降准作为货币政策调整的工具，降息（即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央行对货币价格进行调整。降息虽未增加市场资金供给量，但可以转变资金的流向，能够刺激企业的投资行为和个体的消费行为，而且降息是降低融资成本最为直接的手段。以最近的5月份的这次降息为例，央行就宣布降息旨在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通常情况下，降息至少可以带来以下效应：个人贷款成本降低，利好房地产行业；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有助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资金使用成本下降，流动性推动资产价格上升，利好股市；存贷差进一步收窄迫使商业银行提升服务质量，加快改革步伐；有助于利率市场化。
相比之下，降准（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对货币数量进行调整。根据测算，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可以使商业银行释放3700亿元的资金，从货币乘数变化的角度计算，理论上可以增加15000亿元左右的M2。因此，降准通过释放出的商业银行在央行的部分保证金，使得市场资金供给量增加。降准与降息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可以通过定向降准达到结构性调整的目的。比如刚过去的4月份的这次降准，就专门针对小微企业、三农等特定领域的金融机构实施了定向降准。降准因向市场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对于金融、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行业都会带来利好，至少可以缓解悲观的预期。虽然降息和降准两者的着力点和侧重点并不相同，但都是释放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在当前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的情形下，降息和降准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降息和降准成“新常态”了吗
所谓“新常态”一词原本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合理研判。所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指随着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而所谓“不仅要深刻认识并主动适应新常态，也要按照新常态的内在规律积极引领新常态”，正是要求我们意识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货币政策操作也进入调整和过渡时期，能够让公众预期到，未来松紧适度，在稳健的基调下适度向松的方向微调将成为货币政策调整的主线。也即经济在面临新常态的情况下，降息和降准是针对中国货币政策结构发生变化而做出的调整，是合情合理的货币政策手段，并且能够合理引导公众预期。
国内经济不佳所带来的通缩风险，集中体现在房地产、外贸等多个方面，总体而言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要大于去年。生产领域方面，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放缓，制造业过剩较为严重，可以说正面临着史上最长阶段的通缩。外贸方面，受汇率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因素影响，进出口下滑趋势明显，根据海关总署5月8日公布的数据，4月份中国出口额同比下降6.4%，进口额同比下降16.2%；此前的3月份出口额下降15%，进口额下降12.7%。目前经济增速处于24年以来的低点，经济下行乃至通缩的风险加剧。降息和降准只不过是恰当时机下的理性选择，而且中国的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偏高，总体下调是合理的。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加速，5月11日的这次降息除了将存贷款基准利率对称下调25个基点外，还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存款利率上限浮动区间的扩大，意味着央行存款利率已经基本放开，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是为了稳妥有序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根据经济学中理性预期理论的相关结论，调整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预期比引导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行动反应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众所周知，社会公众在进行经济决策之前，往往要对未来的经济金融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和估计，这就是预期。社会公众的预期行为可以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功效，甚至可能会改变经济金融发展的态势，社会公众预期力量之强大，可见一斑。
从货币政策的国际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已越来越借助于对社会公众预期的合理引导。如果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可中央银行的引导，就会倾向于采取与央行调控目标相一致的行动，从而有利于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未来，降息和降准能否取得期望的效果，不在于央行是否继续使用这两个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公众预期是否向央行所引导的预期收敛，从而易于形成合力，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效果。
注重政策“组合拳”的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是因一系列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的，挽救经济颓势还应主要依靠转方式调结构，消除体制性障碍。换句话说，降息和降准仅是短期内缓解经济压力的两味救急药而已，属于“治标”；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才是带领经济走出困难局势的良方，属于“治本”。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表述的：货币政策可以为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和时间，但不是万能药。
因此，与其关注降息和降准是否进入新通道，是否属于“新常态”，不如关注降息和降准能否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灵活、有效搭配其它中长期的政策手段，形成多元化的一揽子政策组合，更加注重政策“组合拳”的作用——一方面是货币政策范围内短、中、长期工具手段的合理搭配，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合理搭配。
央行在2015年工作会议上，曾对今年的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表示将“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其中，“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一确切表述对于央行来说也属首次。“灵活运用工具组合”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松紧适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进行逆周期调控；二是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和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相结合，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与SLF（常备借贷便利）、MLF（中期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等择机使用；三是总量和定向相结合，例如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定向再贷款等。总之，是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也要通过定向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经济薄弱领域的支持，促进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目标的实现。
央行副行长易纲在3月份也曾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应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合适组合。当前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仍是工作重心，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着力点亦在于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与推进结构调整的平衡。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银行风险偏好收缩，货币派生力度不强，宽松的货币政策很难传递至实体经济的情况下，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配合，比如小幅扩大预算赤字率，增加公共支出等方式，来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总而言之，在经济新常态下，应更多地将降息和降准视为是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提供适度流动性的中性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调整恰恰是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而不能简单地将近期较为密集的降准和降息定论为进入了“新常态”，二者不过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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