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执政党的统战工作会议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上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还是在2006年举行的。时隔9年后执政党再次举行高规格的统战工作会议，并将名称由“全国”改为“中央”，舆论多解读此为体现这次会议的重要。与此同时，执政党第一部有关统战的党内法规——《统战工作条例（试行）》也于5月18日开始实施。
统战从来不是为统战而统战，它是服从和服务于一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的。执政党未来的阶段性目标，就是习近平上台伊始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前者作为施政目标，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后者作为具体战略，实际上就是中国梦的具体化。中国梦不是哪个人的梦，也不单是执政党的梦，而是全中国13亿人乃至整个炎黄子孙共同的梦，因此，仅靠执政党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团结和带领13亿中国人，乃至发挥全球中华儿女的力量，共同去努力完成。用会议的话说，就是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国梦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此乃统战会议召开的一个出发点。
“看家本领”是如何弱化的
要团结和带领13亿中国人实现这个伟大梦想，在当下遇到了比过去更为艰难的挑战。换言之，中国目前的形势和面临的问题是不利于执政党这个使命实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心散了，社会缺乏最基本的基于多数同意的共识。
在一个多元社会，并非要强调舆论一律，但今天的中国显然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是官方还在强求并运用自己掌控的舆论机器，塑造一个舆论一律的局面；另一方面，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社会都是分化和分裂的。在西方民主国家，虽然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然而，他们有一个社会多数成员都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在潜移默化地支撑社会的运转，人们在这个底线上，是有高度共识的。而中国，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共识。
人心散了的背后，是腐败的蔓延、贫困差距的扩大和人们无力无助感的上升。此种情况下，要人们团结在执政党的目标下，为着执政党的目标而奋斗，不大可能。因为执政党连自己的党员都未必能做到使他们信奉党的目标，何况党外人士。这就是执政党统战在今天面临的现实。会议对此也有体认，所以才会指出，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
执政党在9年后再提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原因固然在于上述分析的社会形势的变化，但也与执政党的自负及由此导致的统战能力的下降有关。如果说，前者构成了执政党强化统战的时代背景的话，那么后者直接关系到新一轮统战的成败。执政党虽是靠枪杆子夺取天下的，可他并不迷信武力，相反，很会做人心工作，所以，在总结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把统战列为和党建、武装斗争并列的“三大法宝”。换言之，统战原本是执政党的看家本领。那么，这个看家本领是怎么弱化、从什么时候弱化的？
从时间来看，应该是在执政党取得全国政权并初步巩固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对统战出现了动摇，开始觉得统战可有可无了。客观而言，夺取政权之初，执政党还是很重视统战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开了一个多月，然而，在政权巩固后，统战虽在理论上和文件中地位还很重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逐渐被边缘化了。到了文革，原来被统战过来的国民党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基本被打倒，扫地出门。统战在此时已名存实亡。改革后，统战工作恢复了正常，邓小平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及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将统战的性质由原来的革命统一战线改变为爱国统一战线，扩大了统战的范围，似乎统战的地位又得到了强化，但实际上也是每况愈下，统战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并未受到应有重视。这从统战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规格可体现出来。统战部门领导不但与执政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等传统强势机构无法相提并论，就是同工会这样的传统弱势部门相比，规格也不一定高。大概在执政党看来，经济建设只要激发人的致富欲望就行，无须在统战上浪费时间和精力。此外，在党掌握几乎所有重要资源的前提下，许多人会自动地投靠党，根本无需党去费力不讨好地去搞什么统战。
扩大“朋友圈”，
统战工作“修炼升级”
十八大后，新的领导集体意识到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于是借着原统战部长令计划的腐败案，从组织和人事上对统战部门进行了调整，将原天津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春兰调任统战部，前不久又将国家民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伟兼任统战部副部长，从而在时隔30余年后再次出现“双副国级”的人事配备格局。另一个改变是将统战提到党内法规的层面，出台了《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全面规范各领域各方面统战工作，推进统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将统战这个法宝进一步“修炼升级”，其目的，是要确保全党重视统战工作，为形成大统战格局提供党内法制保障，从而使统战更好地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服务。
统战是做人的工作，高层对统战的重视固然是好事，但正如前面分析的，要打开统战新局面非易，而且，重视统战并不等于自动就会做统战工作。因为做人的工作是最难的，要团结争取大部分人站在执政党一边，为执政党所用，仅靠利益诱惑是不够的，必须让被统战对象感觉到当局对自己确实是真心诚意，体谅包容，求同存异。在这一点上，就当下而言，关键是要做好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因为知识分子从事的是意识形态的敏感工作，而且，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是为执政合法性提供论证。而合法性始终是困扰执政党的一大难题，在中国经济下行、经济增长缔造的合法性渐趋减弱后，执政党需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合法性，对此，知识分子大有可为。所以，做好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具有示范意义。
基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忧国忧民情怀，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特别看重反对价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一般不做独立的反对派，而是倾向于与当局合作。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执政党统战工作做得最成功的，就是知识分子，当年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固然国民党政权腐败是主因，但执政党统战在其中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执政党成功策划和团结了国统区对国民党政权不满的知识界人士，使之成为自己的同盟军，为执政党的理想和使命摇旗呐喊，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合法性。
可惜，自执政党建政后，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和执政党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更多时候，是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不重视，总以为知识分子不听党的话，对党怀有二心。从而在具体工作中，不愿也不屑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交朋友。这特别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将知识分子视作对立面，予以打压。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变得比过去更恶化，导致知识分子和执政党的关系非常紧张。这种状况亟需改变。因为打压知识分子不但会造成中国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下降，而且会加速执政党现有合法性的流失，因而得不偿失。
基于这个教训，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做好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指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从这个角度看，改善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或许是此次统战工作会议召开的目的之一。
统战根本的任务是争取人心。在现代国家，是没有敌人这一概念的，不要把反对自己的人视作敌人。当年邓小平之所以把革命统一战线改成爱国统一战线，实际就是要表达，新时期的统战工作，不能以是否革命而划线，而应以爱国为旗帜，在爱国主义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受社会制度、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限制，都可以、能够加入到统战中来。爱国而非爱社会主义或者爱党，成为统战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扩大了统战的对象，但也要求在做实际的统战工作时，摒弃敌对意识和思维，不能以是否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来作为统战标准，拥护则被党划为统战对象，否则就拒之门外，甚至成为打击对象，这就完全背离了统战的性质。
统战应该要敢于和善于团结那些与当局政治见解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的人，扩大“朋友圈”，而不是相反，特别对知识分子，必须这样。在经历了太多的欺骗和磨难后，要想轻易赢得知识分子之心已不可能，非做艰苦细致、推心置腹的工作不可。故而可以说，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最能检验执政党的统战气魄和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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