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他的领导团队主政中国以来，可说是“新政”频频。其中，被称为“党的建设”，即对中共这个执政党自身的整肃与整顿，大概要占到各类“新政”举措中相当大的比重。最近，中共又推出一项估计会有上亿城乡居民参与的新规：准备在全国相当大的范围内，请公众（主要为农村人口和行政级别为县级的市县居住人口）投票评选本地的“优秀县委书记”。用内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给干部打分”，谁分数最高谁就是“好干部”。
用意之深，确实耐人寻味
消息一出，立即引来一片议论。“是否可行”“是否过于简单”的质疑有之；“不科学”“难操控”的否定有之。当然，对此事予以基本肯定的也大有人在。持肯定态度者认为，此举出台时机很及时，它既是对前一段时间中共党内整顿作风活动的合理延续，又是对今后加强中国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可靠保证。可以说，让社会公众评判县委书记，既有党内民主外延的含意，又是社会民主的一种探索性深化。
笔者以为，让社会公众评选县委书记，不仅对中国执政党自身的健康包括清理门户是件好事，而且对于中国内地是一党执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语）的政治格局来说，这种“遴选”也带有准行政选举（或者说有“政治测试”）的味道。习近平用意之深，确实耐人寻味。
不过，现在大部分对此事有所质疑的媒体人还没有体察到这种带有政治体制改革味道的深意，他们当下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一个显性问题，那就是，此种评选能“选出”真正的好干部吗？笔者以为，这既是一个政治设计问题又是一个检验政党的基本宗旨、甚至是基本的政治良心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这不是什么理念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实践问题，是一个愿不愿去实施、能不能真诚地不打折扣地实施的问题。
早在50年前，我与我辈之中国人，就晓得后来被称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名字。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从收音机里收听到有关他的业绩的长篇通讯时，十分感动，真正是心绪难平。作为在住宿制学校生活的学生娃，我等何曾知道有像河南省兰考县这般极贫困的地方，又何曾知道有如焦裕禄这样为黎民百姓奔波劳累至死的“县太爷”。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生活虽然颇为窘迫，但人们相信中共党内有千千万万个焦裕禄，他们的存在是人们信心与希望的支点，也是中共合法性的人格化身。
与焦裕禄同时期担任县委书记的是另一位好人、好干部，他就是云南保山的地方官——杨善洲。保山虽然是个历史渊源甚深甚远的地区，其自然风貌也因火山喷发而变得诡秘而玄奇。但用当代人均财富的标准来衡量，保山仍属于中国内地最贫困地区之一。但是保山的父老乡亲有一种秉性却是优于其他地方的。这个秉性就是他们的念旧，就是他们对所有真诚地帮助过他们、对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和百姓奋不顾身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血汗甚至生命的人的永远怀念。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远征军在这里穿越高山莽林。为纪念阵亡在这里的数千名中国军人专门修造了一座“国殇”墓。“文革”中，无知而疯狂的红卫兵因为这座陵园的墓碑上有国民党军队的标志而要砸毁捣烂它。这一举动招致成千上万的保山人涌向“国殇”墓，愤怒的吼声吓退了那帮“革命”小将。
我去保山时，当地的乡亲讲得最多、也最引以自豪的两件事，一件就是“保国殇，千人喝退红卫兵”。另一件就“杨善洲，植树十年绿荒山”。在老百姓心目中，退休之后完全可以享清福的杨善洲，却节衣缩食把全部身心全部家当都投入了植树造林，其功德可比战争中的殉国忠烈！请看，普通公众的心里是不是有一种叫作人心的公平称？
在这个公平称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县委书记，他虽然默默无闻却真的是力抵千钧，他就是福建东山的老书记——谷文昌。是什么让我就对谷文昌有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呢？是因为他的家乡、他的事迹以及由此触发的联想。谷文昌是个小时候讨吃要饭的穷苦人，后来随解放大军南下到了福建。他的家乡在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乡。林州，就是当年在太行山上凿出一条水渠——“红旗渠”的林县，石板岩乡，顾名思义就知道是个石头比土壤多的地方。当年，我到石板岩乡采访时，那里的小学生上课时用的桌椅全都是大石板小石板。谷文昌就是带着林县人祖传的倔犟脾气、带着给穷人谋幸福的劲头，来到福建东山这座除了沙滩沙丘几乎一贫如洗的海岛的。谷文昌说，不治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了。如今，县委书记谷文昌已长眠于此，但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已经绿化，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当我来到福建，听导游介绍，如今的东山是个著名旅游景区时，我不知道，东山的百姓在热情接待八方来客，“银子”赚得盆满钵满时，会不会想到他们的老书记——谷文昌。今年，是谷书记冥寿100岁！
中共用人制度设计上的缺憾
如这个东山岛一样，自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近40年来，在中国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中，都毫无例外地发生了巨变。在所有的物质、精神、社会的巨变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了。从饥饿到温饱、从短缺到充裕……这些变化当然得益于邓小平设计与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但也不应忘记有两至三代各地县委书记挥汗奋斗、带领指导公众踏上致富之路的身影。
今天，义乌小商品市场早已闻名中外，就连外交部、外贸部这样的政府大部也把义乌作为了自己的工作与培训试点。但是，人们会想到最早“拍板”，大胆提出允许义乌人“长途贩运、进城经商、多渠道竞争”县委书记吗？人们会知道这位退休的“七品官”至今仍生活得十分俭朴，以至多次被人视为一个干瘦的农村老大爷吗？他是义乌超常发展的奠基者和大功臣、但他仅仅是一个精神的富翁！
说过这些值得尊重的基层父母官后，在这里我们不得面对一个令中共尴尬而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在中国内地的许多公众的眼中，许多基层党政官员的形象颇为不佳，有的甚至被视为贪赃狂法、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小官巨贪”。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本文暂且不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共用人制度的设计上缺乏一个十分重要又极为有效的环节。那就是广大公众对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政绩、任用、提拔、调动、晋级等都不能说“N0”或“YES”。中共在党章及一切文件中都毫无例外地写明：“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公众在判断判定好干部与坏干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却没有或很少有发言权，更谈不上一言九鼎了。那么，社会公众在保证权力的净化、保证服务型政府的“提纯”方面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和一个党政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然后再看公众在保证这每个“基本”上能够发挥的作用，社会公众对评判干部好坏的优劣是非就不言自明了。笔者以为，任何政府的基本职能都只有一个，即为公众服务。有人说是为纳税人服务，毛泽东说是为人民服务。但其实二者大同小异。政府说到底就是一个庞大的面对全体公众的综合服务机构。至于说到一个党政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用公权力谋私，两个字——“戒贪”。只有具备了这种基本素质，才谈得上能力的高低、职务的素养与职业经验。那么，公众的意见是否可以在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监督上，或者说，在对这两个方面的评判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个决定性标准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共极为尊重并视为革命理论与实践最高权威及导师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宁在94年前曾经十分辩证又深刻地阐述过普通公众与执政党建设的关系。他并不认为群众意见天然合理，因为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列宁在此句之后，笔锋猛地一转，写出了以下的断言。他说：“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笔者放言，列宁的话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党员好不好，干部好不好，群众的意见“极其宝贵”,让那些“辛勤劳动”“没有任何特权”“不会讨好领导”的老百姓大胆说话吧，他们“非常敏感,很会识别”，他们应该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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