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让人悲催的事件，无疑是贵州毕节四儿童之死。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关于四儿童之死的起因，却反而越来越模糊。不过，在未有公信力的结果出来前，我们姑且还是倾向于最初的说法，即四儿童是喝农药而致死的。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有些天了。对地方政府来说，该处理的官员也处理了，接下来应该举一反三，不要让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然而，正是在后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先来看政府对灾害事故的处理模式，一般来说，只有当某件事情的发生引起舆论关注，特别是得到领导的批示和指示后，地方政府才会重视起来，然后是运动式的一刀切治理。这种处理方式人们看得太多，周而复始。而假如事情没有受到关注和领导批示，哪怕再惨烈，政府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就不是一种出于对生命的真正重视，不过是在高压下被动的应对舆论和领导而已，因此，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比如，在2012年五儿童冻死之事发生后，毕节当地政府也曾兴师动众对辖区内的流浪儿童进行了摸排调查，并成立救助基金，每年从财政拨出6000万元。这次事件发生后，人们就追问6000万元的下落，是否成立了这个基金，如果没成立，当初开的就是空头支票；如果成立了，为什么起不到作用。
一些细节暴露出地方官员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在四儿童喝农药致死以及总理批示后，我两次上毕节地方政府的网站查看有关消息，结果什么都没发现，网站上有的，是地方领导的新闻，或者地方的一些大事。由此可见，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惯例是，如果是在自己辖区内发生的坏事，哪怕全世界都知道，但地方却湮没无声，好像这事根本不存在一样。这种思维模式下形成的事故处理方式，哪怕事故再多，都不会有进步。
综合目前媒体的调查，四儿童之死看来与早先报道的贫困无关，或者至少没有直接联系，而更多是缺少家爱，这在他们留下的遗书中表露无遗。遗书写到：“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现在有一种说法，警方公布的遗书不是原始的，这个说法的话外之音自然很清楚，且不去评它。不过，从遗书的写法来看，可能不像一个13岁的辍学少年写的。我的意思是，一个13岁的辍学农村孩子写不出这种表达流畅的遗书来。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倘若它是真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对父母的绝望，读来令人战栗。我想，人们之所以对这起事件倾注极大关注，除了四儿童喝农药致死本身所呈现的残酷性外，这封遗书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人们从一个13岁孩子的遗书中看到，父母之爱的缺乏，会对儿童产生多么大的摧残力。
从这个角度看，四儿童之死要归咎于家庭因素，但儿童是不明白父母之爱缺乏背后的社会因素的。并不是每个父母之爱的缺乏都有很强的社会因子，但显然，在这起悲剧中，不能无视社会因素所起的催化剂作用。换言之，因为它涉及留守儿童，所以这一悲剧就具有更多的社会学意义。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那些远离父母，被迫留在家里的儿童。这样的儿童在中国大概有几千万。近年来，在留守儿童中发生了许多事故，单毕节就出现多起。这些事故和悲剧虽然具体原因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和身份，即都发生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身上都贴有留守儿童的标记。像这起悲剧中的四儿童，为一家人，最大的13岁，最小的5岁，父母均在外打工，家里虽有外公外婆和其他亲戚，但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孩子，亲戚则要忙农活，只能偶尔照顾他们一下，四儿童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尤其是作为老大的男孩，一边要上学，一边要承担起照顾妹妹的一家之主的责任。若父母再在感情上对他们疏远，平时难得电话沟通，没有关怀，他们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会产生被父母抛弃的无助和绝望。这就是悲剧发生的原因。
那么，父母为什么会忍心把幼小子女留在家里？原因当然在于他们打工的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加之制度歧视，主要是二元户籍制度，故而仅凭他们的打工收入及弱势权利状况，子女是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即使勉强跟随父母在城里，生活质量也非常差。以上学为例，农民工子女要在城市上公立学校，需要五证，如果上民办学校，学费昂贵且质量难以保证。于是，很多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乡上学。
这凸显了中国城市化非人性的一面，即城市只需要把广大的农民工当做劳动力来使用，而不接受他们成为城市市民，城市的一系列制度设计都是将他们排斥在外的，使他们无法和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状况为时已久。早年主要是受制于城乡二元户籍的隔离，农民工难入城市，后来虽然户籍制度逐渐放开，现在在中小城市，基本上在户籍上不再歧视农民工，但住房和公共服务价格的暴涨，又使得多数农民工只能望城市兴叹。一些农民工咬着牙将子女接来城市，也只能生活在贫民窟，当然，这比把子女放在老家要老人看管或者无人看管，还是要强一点，起码在父母身边。
除此外，这起悲剧也折射了中国民间救助组织的缺失。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政府如何强大，总无法包办一切。因此，政府需要为民间留下必要的发展空间，以发育和推动民间社团，让民间自我组织，自我服务。本文开头说了，当初五儿童冻死垃圾箱的事件发生之后，毕节地方政府也曾宣布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如果政府做得真能到位，留守儿童的状况会有一些改观。例如，假如政府的相关人员和学校早发现四儿童的心理变化，并辅之以心理疏导，或许悲剧就可避免。但现在看来，这个举措——假设它成立了——很可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这充分说明，类似这种事情，政府是指望不上的，而如果民间社会发达，就无需政府这样言而无信了。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自己不做，也不准民间成立组织自救，政府担忧民间一旦组织化，将会形成对抗政府的力量。其实这种担心完全多余。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目前这个原子化的社会，民间也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救助，此乃中国当下面临的两难困境。若不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留守儿童的悲剧将会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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