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梧/文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许多人将从严治党简单地等同于运动式反腐，亦即将从严治党视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阶段的短期行为，因此对“从严治党”抱有一种“一阵风”的观望态度，对于从严治党的持久性存有疑虑。事实上，从严治党决非短期行为，而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工程。这是因为，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突破一党执政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因应之道。
一党能否长期执政之所以是世界级难题，这是由一党执政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即执政主体与执政基础之间的矛盾。对于执政党而言，一党执政体制虽然免除了与其他政党的竞争压力，但却更加直接地面对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压力。从执政主体与执政对象的结构性矛盾来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意味着党与群众从原来的“肩并肩”关系转为“面对面”关系，从“鱼水关系”转向“舟水关系”，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人民群众不满意，执政党必然因为执政基础的崩解而走向覆灭。面对一党执政的结构性矛盾，出路只有一条，即执政党必须持续化外部危机为内部压力，不断地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亦即从严治党。道理很简单，执政党想要不被革命，就必须要自我革命。因此，一党执政体制只要一天不变，从严治党便一刻也不能松懈。
为了打破一党能否长期执政这个“历史的魔咒”，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全面”中突出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表明从严治党的长期性，更凸显了从严治党的全面性。那么，如何理解从严治党的“全面性”呢？有些理解仅仅停留在治党体系的系统性，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综合性。这种理解仅仅是在“工程学”的意义上外在地理解从严治党的全面性，还没有上升到党建理念这一内在层面去理解治党的全面性。从党建理念看，从严治党的全面性是执政党的先进性、代表性与纯洁性的三位一体。
从江泽民到习近平，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对于从严治党的全面性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发展而日趋系统的探索过程。为了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的历史性课题，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执政党的历史定位，提出了“先进性”这一党建内核。胡锦涛同志在任内不仅通过“保先”教育突出先进性建设，而且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党的纯洁性这一概念，要求党员干部做到“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通过反腐斗争表明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决心，同时又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凸显了重建代表性的努力。因此，从治党理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先进性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纯洁性与代表性，由此构成了从严治党的全面性。
对执政党而言，党的先进性是党取得执政地位的核心依据；党的代表性是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党的纯洁性则是党永葆执政地位的组织保障。毫无疑问，党的先进性是代表性和纯洁性的最终旨归，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先进性必须要通过党的广泛代表性和高度纯洁性才能得以体现。
重建执政党的代表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目标。从一党执政的世界难题来看，革命党一旦获取执政地位之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危险，最大的难题是执政党逐步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而丧失代表性。执政党代表性的丧失意味着执政资格的丧失。中国历代先贤深刻认识到，得天下难，治天下更难，治天下的关键在于“以百姓心为心”，即重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革命时期，由于各种资源的匮乏，而人民群众是最大的资源，这种客观生存压力迫使革命党不得不走群众路线。在执政时期，执政党手中一旦获取了庞大资源后，如何能够自觉自愿地实行群众路线，便成为一个历史性难题。
要想解决这一难题，不能仅仅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而必须要为这种血肉联系找到现实的平台和抓手，即增加党联系群众的组织供给与制度保障。在这方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教训足资借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代表性建设上曾有过“党内职团制”的成功探索，在党内建立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三大职团，保证了革命制度党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这种极为有效的党内职团制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后而遭到破坏，基层党员群众大量流失。随着党内职团制的瓦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反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则始终坚持并完善党联系群众的组织平台而屹立至今，人民行动党联系群众的组织平台主要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防协商委员会等，不仅组织体系完善，而且始终强调服务意识，这正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奥秘。借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完善并巩固党与群众之间的组织平台，最近中央首次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便体现了执政党的这一努力方向。
要想重建执政党的代表性，首先要提升执政党的纯洁性。党的代表性的前提是先锋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区分，如果执政党与国家机器之间没有区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没有区别，那么执政党也就丧失了自我规定性，也就丧失了党的代表性的逻辑前提。所谓党的纯洁性，就是党要像党、党员要像党员。在这方面，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便是明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盛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这首揭露国民党弊端的顺口溜鲜明地指出，正是国民党纯洁性的溃败，才导致了代表性的丧失，最终丧失政权。所以，提升执政党的纯洁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
目前，中国共产党已是拥有8600名党员、420万个基层组织的超大规模政党，如何提升党的纯洁性始终是从严治党的难题。对此，邓小平同志给出了答案，“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王岐山同志也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都讲德法相依、德治礼序。公民不能都踩到法律的底线上，党员也不能全站在纪律的边缘，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以德治党，这个德就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升党的纯洁性主要依靠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的双轮驱动。其中，依规治党强调的是制度建设，以党章为根本，以党规为规矩，约束每一位党员的行为规范；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党章党规的制度约束内化为党员的身份自觉，在继承先锋队的优秀品质的基础上融入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因素，形成新时期的共产党人的修养论，焕发共产党人的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和纪律意识，这是以德治党的题中应有之意。离开了以德治党，依规治党终究是一堆条文而无法落实；离开了依规治党，提升党的纯洁性也就无从谈起。
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执政党的治党体系日趋完善，从严治党的全面性正是先进性、代表性与纯洁性三者的有机统一。欲塑造执政党的先进性，必先夯实执政党的代表性；欲夯实执政党的代表性，必先提升执政党的纯洁性，这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群众路线教育和反腐败斗争等重大治党举措，正是依据这一内在逻辑而渐次展开，构成了新时期党建的伟大工程。只要党继续遵循从严治党全面性的内在逻辑而持续努力，必将破解一党执政的世界级难题，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必将改写世界政治的陈旧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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