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整顿县一级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大力强化对县级领导干部的纪检监督与教育管理。为此，习近平还破例在北京接见了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县委书记”。他把县级行政称为“第一线指挥部”，把这些“县太爷”比作“第一线指挥员”。中国内地媒体为此纷纷发评论、开专栏，为之鼓与呼。在这种攻势舆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不在重复着一句半古半今的警句，那就是“郡县治，天下安”！
的确，自大秦王朝设36郡在全境实行郡县制以来，这套沿袭至今的行政管理规制就显示出了极大的历史弹性和极强的时代适应力。中国之所以能有举世罕见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央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与自上而下垂直“不拐弯”的郡县制是最大的保证。为此而称它功不可没，恐怕也不过份。
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今天的习中央为什么会忽然把县级行政的治理与整顿放进已经摆得满满的国家一级的议事日程中呢？
两把钥匙弄懂为何“抓”县官
稍谙中国政治的人都懂得，每当决策层要集中力量去抓某一项工作时，必定是因为此项工作已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推而释之我们就会明白：在中国国家体系中的最关键最基础的的一个层级——县级行政，一定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若不然，其所蕴含的各类矛盾和深层隐患势必会严重影响乃至危及到中国发展的全局、大局。
习近平主政以来有两个非常给力而务实的思路，可以成为帮助公众解开中共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的原由的钥匙，也可以使外界比较容易地理解习中央的诸多政策措施出台背后的战略指向。
这两个思路或曰两把钥匙：一个就是在处理各类社会经济发展矛盾中，始终都要“以问题为导向”。第二个思路就是要迅速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前者非常务实，简洁、明了、不打诓语虚言，很接地气。后者则既有现实紧迫又有长远前瞻。笔者以为，习中央正是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去衡量观察中国县级行政之现状，才深切感到当前中国县级行政应担负的重大使命与其现有管理能力、干部状况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
如果贪腐问题也可以计入这一“巨大差距”之中，那么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相信，权钱交易和各种利益输送已经如同一张细密严实的无形大网，罩住了中国相当一部分县级主要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
几年来，中国内地各类媒体公开报道曝光的小官大贪、小吏巨贪现象几乎已经遍布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把各类国家财政资金拨款化公为私的违纪犯罪行为在基层党政公职人员中比比皆是。追求奢华，任意挥霍，大肆享受，甚至涉足黄赌毒的更不鲜见。一些“县太爷”们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称王称霸一手遮天、打压言论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嚣张到进京抓记者的地步。至于为追求GDP、政绩和个人升迁而不择手段大搞形象工程、大搞土地财政、纵容环境破坏、明里暗里支持对有限资源的破坏性开发等等，早就在基层成了无人查办的常态、无人遏制“习惯动作”、不言自明的潜规则。而让这些严重侵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准犯罪”行为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和土壤就是在这些基层机关和公职人员中普遍存在的尸位素餐，是他们对基本责任意识的放弃和为社会公众服务职能的极度漠然。
被习近平称为“第一线”和“第一线指挥员”的县级行政的失职、涣散、软弱、不作为和乱作为，使中国的县域内的矛盾愈积愈深，并成为中国社会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最薄脆最软弱最松懈的一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绝非戏言。
凡此种种，只要不是闭目塞听、不是故意地充耳不闻，任谁就都会承认这是一种必须正视也必须改变的严峻现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郡县”如此乱像丛生？
“谁”之责、“谁”之过？
一个小小的统计数字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去找到答案。两年前，某民间社会测评组织对中国县委书记（包括县长）平均任职时间做了一次抽样调查，惊人的结果是：一年零八个月。
也许在外人看来，“一年零八个月”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数字概念。但对一个有心揣度中国喜欢探究其政治奥秘的人来说，不管是“草民”亦或是社会学家，仅凭对中国县域行政及其发展还有一点常识的话，就会对“一年零八个月”这个数字背后的负面含义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会心惊肉跳。为什么？因为这个数字足以揭示，中国的“县太爷”们所有的短期行为、所有的急功近利、所有的不负责任、所有的急于求成的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中国陈旧过时、很糟糕、很懵懂的组织人事制度，就在于这套制度在对县级等基层干部的任免、选用、晋升上，存在着巨大漏洞、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弊端。
中国的县，其自然条件、人文历史、经济社会状况可谓千差万别。一般的区县行政范围人口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各类事务其庞杂程度包罗万象，其涵盖范围堪与国外一小型国家相比。“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说的就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所有方针政策措施都要通过这个行政层级，即所谓的穿“针”引“线”。
县，是政策的汇聚地、是财富的储水池，也是矛盾的观测站。责任之重，工作之杂，一个县委书记或县长如果想真正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没有对所管辖地域的一山一水一乡一镇一厂一矿一风一俗进行脚踏实地的走访和探查，一切都无从谈起。仅这一项所谓“摸底”的最基础的工作，没有三年两载的时间休想完成。而对那些准备在“一年零八个月”甚至在更短时间内就变换职位的人来说，官椅没坐稳、坐热，除了搞点欺上瞒下“忽悠”公众舆论的假动作，人称“花拳绣腿”之外，又能干点什么实际工作呢？那些终日劳作、乞盼他们的“父母官”能施惠一点阳光雨露的布衣百姓，得到的除了失望又能怎样？
笔者以为，产生这种“蜻蜓点水”式县委书记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共内部长期以来对县级行政和县级官员的态度。这种态度用一句话即可概括，那就是嘴上重视，内心无视；急时重视，平时忽视。从中央大员到平头百姓，从口传故事到舞台艺术，从报刊杂志到电视专栏，从正式行文到坊间评论，甚至从CCTV浅薄的播音员评论员的语气中，我们都可以无数次地感到整个社会对县级行政及其官员的鄙视与轻慢。对其最典型的形容就是“七品芝麻官（儿）”、“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把县级领导讥讽为小小的“芝麻粒（儿）”，稍有闪失过错，就只有辞官“卖红薯”一条退路了。
可见，在如今中国公众眼里，其地位的卑微、声誉的不佳，到了什么地步！在这样的不受尊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浸淫过久，中国县级官员的自卑心理也会悄然而生。而这种自卑又常常以过份的自尊和过度的自我膨胀加以掩饰，如若不信，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某县官竟会搞出一场模仿天安门阅兵式的闹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县官调任时会出现让本地百姓跪送“万民匾”的丑剧。请想一想，存在这种自卑“自尊”自傲自我膨胀扭曲心态的县级领导人，还会一心扑在为民生谋发展的事业上吗？还会为了一方百姓的长远福祉而夙夜匪懈吗？
治理“郡县”乱象的途径
毋庸置疑，中国“郡县”当今的乱象、中国县级“头头”不良的精神状态，很多源于上面，来自省市甚至中央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他们的负面影响。正所谓上行下效也。
一位河北省某县的县长曾经告诉我，他认识不少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大领导”。我问，缘何？彼答：为了能办事，如环评（环境保护）过关、如批专项资金、如上马水电项目等。续问：代价？答：送礼、娱乐、酒宴。另一位浙江省某县副县长告诉我，每年春节大年三十除夕夜，都有京城来的大官，携家带口来这个风光旖旎的小县玩上几天，除了求神拜佛烧春节第一柱香之外，还要白吃白喝白住白放爆竹白打高尔夫。一位陕西的县委书记告诉我，几年前，一名部级干部到该省，省里竟然组织了成百上千人的古装迎宾仪式。
要知道，如此接待规格只用于欢迎外国国家元首！想想吧，中央个别官员这种毫无顾忌地纵情挥霍，与他们平时的道貌岸然的“为人民服务”的自诩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其对基层的影响，除了负面和恶刺激，除了扩大公众对官僚的愤怒与厌恶，除了散布官场病的癌细胞，还能是什么，还能有什么？
因此，笔者所要说的，既是造成“郡县”乱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治理此种乱象的一种根本途径。那就是中国执政党没有把县级行政的管控和县级区域的发展作为选拔和晋升国家层级领导人的主要通道。笔者以为这既是郡县顽疾的病根，也是根治这种顽疾的良药。中共是在军事斗争中成长的执政党。他的早年领导人都明白，战争的伟力源自亿万民众。辎重、粮食、被服、运输等一切保障对于与精良武器装备的国军作战的共军来说，就是生命线。所以，在战争年代，解放区的县委书记简直就是部队仰赖的救星与尊神。
翻看刚刚去世的几个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万里、乔石的简历，谁不是以县级官员的扎实政绩作为日后国家级决策者的根基？打仗如此，建设更应如此，不把县级行政作为选拔高级决策者的基本管道，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忘本。因此，笔者以为，要治理中国郡县之乱象，要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尽快实现国家治理水平的现代化，习中央就应痛下决心，堵住两个通道，打开另外两个通道。
所谓要坚决堵住的两个通道或两个口子是：一、终止从有行政级别的群团组织直接向国家各级行政管理部门输送干部；二、各行业的专门人才只能晋升到高级专业岗位，而不能直接跨界进入行政管理的高级职位。而要打开的两个通道则是：一、打通从县级基层官员晋升国家高级官员通道，健全考核机制和公众民主机制。二、凡涉及国家级全局性工作的职位都必须由曾经负责过基层全面工作并得公众认可的人担任。为此，基层公众的民主权利必须在此类晋升过程中保有相当的权重。
当前中国官场的弊端正在极大影响着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上层中的空话大话套话盛行以及僵化无能与形式主义，下层中的懈怠照本宣科不作为乱作为，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吏制中存在着的诸多顽疾隐疾。只有从根上治，从郡县改，从组织部门和人事制度不讳疾忌医做起，才能收到刮骨疗毒的奇致，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有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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