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梧/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王岐山主持召开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座谈会
近日来，中纪委网站上新辟了一个名为“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登载了南通张骞家族、金华郑义门、湖南张谷英村等地的家训家规。中纪委在这一专栏的“编者按”中特意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国家’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联，国由家组成，有国才有家；家是国的细胞，家和万事兴。治国从治家开始。‘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纵观专栏中所刊载的家规家训，无一不是以清白门风为传家之宝。
事实上，中纪委从家庭伦理入手从严治党的思路并非偶然。早在去年11月，王岐山在安徽视察时专程前往清朝两代宰辅张英、张廷玉父子的桐城故里“六尺巷”。两天后，中纪委网站连续发表《德法相依相辅而行》和《让人三尺又何妨——安徽桐城“六尺巷”的启示》两篇文章，提出了“做官先做人”的理念。而在此前的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王岐山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人，不可能仅仅靠法律来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法律法规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领导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法令不行。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王岐山多次强调，从严治党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要让官员“不敢腐”和“不想腐”。如果说制度建设是官员不敢腐的高压线，那么重塑官德则是官员不想腐的解毒剂。而在重塑官德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强调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同时也要注重官员私德和生活作风，这就不能离开家庭伦理的重建。所以，在从严治党的问题上，中纪委形成了“治党先治本，治本在立德，立德必齐家”的新思路。
以家庭伦理为切入点从严治党，并非是中纪委“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各类贪腐案例来看，家庭伦理失范是这些贪腐案件的共同特点，或纵容“衙内”而横行社会之上，或假手妻儿而暴敛不义之财，或包养情妇而拜倒石榴裙下。一个腐败官员的背后要么是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集体沉沦，要么是与多名女性发生并保持不正当关系。在打老虎的层面上，薄熙来的济南公审竟然爆出家庭内乱的惊人丑闻；在拍苍蝇的层面上，北大博士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则揭示了地方基层的“政治家族”利益集团化的触目景象。人们已经从这些乱象中目睹了家庭伦理溃败对执政党和官员的消极影响。有鉴于此，治党必先齐家的基础性工程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中纪委倡导“治国必先齐家”的理念，恰恰抓住了从严治党的难题，即党员干部的私德监管问题。如果说国法制约干部的职务行为，党纪针对干部的党性修养，那么家规所对应的正是干部的私德品行。有一种观点认为，官员的私德属于个人范畴，不在公共范畴之内，所以不应当被纳入到组织管理的范围之内。这种观点看上去区分了公私范畴，片面强调私德的个体属性，但却忘记了官员手中所掌握的权力的公共属性。我们看到，家庭伦理的溃败必将导致官员私德的糜烂，而官员私德的糜烂必将导致公权的异化。在此意义上，私德管理也是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意。鉴于官员的私德与公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官员私德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但也需要相应的制度约束。因此，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有关方面除了考察官员的履职情况和组织生活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官员家庭生活的考察，适当将“八小时以内”的考察圈扩展到“八小时之外”，从而建构起国法、党纪和家规的三维立体的治党体系。
从历史上看，治党必先齐家的思路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以家庭为本位，尤其是在儒家理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结构，忠与孝相联，家与国相通，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齐家传统。这种齐家传统以道德教化为本，恪守亲属关系的伦理规范，注重代际之间的道德传承，维护家族门风的声望形象，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懈持守，最终形成了遗泽深远的家风。纵观历代贤臣忠良，无一不注重家风传承，不断涌现出令人感佩的动人篇章。在这方面，最为动容的是范仲淹长子范纯祐的事迹。范仲淹长子范纯祐长期追随乃父，耳濡目染。范纯祐后来在邓州侍奉父亲时，受到妹夫蔡交的惊吓而暴发疾病，神智陷于痴呆而病废十九年。即使在范纯祐神志不清之际，他仍然持守慨然为公的范氏家风。有一次，范仲淹的好友富弼路过许昌，想去探望故人之子范纯祐的病情。对于长辈的探视，范纯祐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问富公此行为私为公？富弼回答“为公”，范纯祐说，“公则可”。为此，富弼大为感慨范纯祐“身已弃而不忘公忠，昏于事而性终不昧”，足见范氏父子齐家的功夫之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齐家传统之所以有效，不仅源于言传身教的正向激励，同时也有赖于社会舆论的强大约束，这是今天执政党在治党齐家中值得借鉴的重要经验。
从现实来看，治党必先齐家符合中国人的人性需求。在传统社会中，儒家之所以要以家庭为本位而开展道德教化，之所以要在孝悌情感上生发出道德自觉，这是因为家庭伦理的特点是不离人伦日用，进而言之，家庭伦理符合人性需求，家庭伦理出于中国人的道德本能。在此意义上，孝悌观念被视为“天性”，只有符合人性需求的道德体系才是长期有效的伦理规范。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虽然日益趋向多元化而不断膨胀，但是人性深处总是有着对家庭的深深眷恋，因为家庭能为现代人提供情感归宿和安全感。基于这样的人性需求，我们在当代推进治党齐家的过程中应当激发官员对于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强调“一人不廉，全家不圆”；与此同时，应当基于干部家属对于家庭安全感的需求，强调“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从而使“贤内助”变成“廉内助”，变“枕头风”为“廉政风”，最终构建起反腐的家庭防线。
从人性需求出发，可以提升官员恪守家庭伦理的自觉性；从舆论压力着手，可以加强官员维护家庭伦理的软约束；从制度建设着眼，可以提出官员注重个人私德的硬要求。三者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当今从严治党所亟需的家庭伦理重建体系。在此基础上，家庭伦理与人情伦常相通，与党纪国法配合，最终形成从严治党的“国法——党纪——家规”的三重防线，这必将成为中国式反腐的独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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