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胜/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陈毅在1937年8月写下的这首五言诗，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放下与国民党的血海深仇，推动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局面。而今回顾这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在生死关头的空前觉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凝聚而成的磅礴力量，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相并列，视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作为当时中国最大两个政治力量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如果不能团结合作，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无从谈起。不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期里，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仅对日本侵略者步步妥协退让，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上，而且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幌子，不断调集兵力“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因此，共产党最初被迫选择“抗日反蒋”的策略。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一方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后，又通过“一二八事变”占领上海嘉定各地，“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另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幻想的国际干预不过是“倚靠某一派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派帝国主义”，其“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基于此，《宣言》提出“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这正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的前提”。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方力量，对组建联合战线的认识不断深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八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等报刊公开发表后，很快传入国内，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强调要适应“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的时局特点，“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此时，国民党在坚持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在抗日的旗帜下“溶共”。1936年2月，公开身份为牧师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受宋庆龄的派遣，带着国民党方面表示要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到达瓦窑堡。国民党的转变，得到共产党方面的积极回应。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国民党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强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再使用“讨蒋”、“反蒋”的口号，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肯定。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进一步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苦谏”蒋介石抗日反遭严厉训斥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标，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加速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进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周恩来在7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抗日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强调团结救国的必要。这两件事标志着共产党“联蒋抗日”的开始，以此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
联合各党各派共赴国难
如果说国共合作经历了一番曲折，那么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其他党派社团组织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九一八事变”后就是极力争取和团结的。而且，促成国民党转变的西安事变，本身就与共产党对东北军领袖张学良、陕西地方实力派首脑杨虎城的工作密切相关。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认识到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皆有爱国之心，是能够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所以，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进而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通过传递信件、释放俘虏、秘密商谈等方式，逐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出汪锋、张文彬等人，与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问题。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双方很快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不仅停止了相互敌对的状态，而且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的发生虽有偶然因素，但可谓水到渠成之事。
在争取张学良、杨虎城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新疆督办盛世才的联系；8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宋哲元的同时，指示刘少奇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工作；9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赴兰州，向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表达了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此外，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联系，表示愿意联合抗日，这就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国民党之外的党派社团组织以及各行各业的力量，中共中央同样十分重视，号召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比如，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希望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更亲密的合作”。又如，为团结蒙古族和回族人民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相继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强调各民族应该亲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为争取帮会组织，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明确表达了同哥老会联合的主张及友善态度，呼吁哥老会与红军共赴国难。
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以最大决心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中共中央1936年4月25日《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报社、各军队、各工会、各农会、各商会、各学生会、各团体、各会社、各帮各业的全体同胞，“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开始了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紧密地团结起来，汇聚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磅礴力量。
全民族抗日局面的实现，使人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心中激动万分。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中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曾经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黎烈文在《伟大的抗战》中写道：“期待了六年了，这伟大的抗战现在毕竟展开在我们的眼前！看着飞机在天空翱翔，听着大炮在耳边轰响，我满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的喜悦使我快要发狂。”著名作家巴金在《一点感想》中，更是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抒发出拳拳爱国之情：“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
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很快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文化界、教育界、妇女界、学术界、职业界建立了抗敌后援会、救亡救国会等组织，为支援前线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斗争到底的决心，把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目睹民族危难，宗教界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带领广大爱国僧尼道人，走出禅房道观，投身抗日的烽火中。周恩来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祖国的神圣抗战，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为增强祖国抗战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作为坚持全面抗战的典范，延安是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心中的圣地。他们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来到宝塔山下。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相继开办了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各类学校，着力将其培养成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陕北公学是一所典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这里的学员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毛泽东经常到陕北公学上课，并高度评价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曾在延安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回忆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面前，中华民族的巨大能量像火山般迸发出来了。身在中国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描述道：“抗日战争开始时，一种抵抗敌人到底的民族感和决心的浪潮弥漫了全中国。统一战线的口号首先克服了一切中国国内的纠纷。”“因此，中国人对进犯的敌人所作的抵抗超出日本人最初的一切预料。”这也注定了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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