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文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2015年，时值《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70周年。前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的第一个巨大的侵略“成果”，“大日本帝国”因此而崭露头角于国际舞台；后者为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的自供状，帝国崩溃的告白书。从1895年至1945年，两者之间相距的50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荼毒东亚、危害世界和平，从骤兴到速亡的半个世纪。
《马关条约》：日本武力崛起的关键一步
众所周知，19世纪70年代，在构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强权政治规则畅行无阻。欧美舶来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与武士阶级好勇斗狠、以强凌弱、热衷扩张的习性一拍即合，激活了因丰臣秀吉侵朝失败、德川幕府实行锁国而沉睡200余年的军国主义思绪。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确定以“与万国对峙”为国家最高目标，全力推行以“富国强兵”为主体的近代化政策，展开全方位的改革。经过20余年的苦练内功，日本搭上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末班车，成为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源自武士阶级冲破岛国狭隘空间、用兵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传统侵略精神冲动，经欧美强权政治规则的升华，演化成损邻自肥的“脱亚入欧”方针，并在1890年上升为近代对外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幕末日本的“皇国论”、“国体论”、“皇化世界论”和明治政府“海外雄飞论”、“主权线-利益线论”、“日本亚洲盟主论”、“大亚细亚主义”等侵略思想斑驳杂陈，随着“大陆政策”的推行而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近代欧美炮舰冲击激活日本武士传统的侵略思想，军事立国方针与歪理成堆的思想杂烩沆瀣一气，构成日本军国主义成长时期的基本特征。
蓄谋已久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马关条约》则为日本殖民帝国的建立投放了第一块奠基石。1894年6月，日本借口敦促“朝鲜改革”，大量增兵朝鲜半岛；7月在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取得英国的外交支持后，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中国运兵船、陆军混成旅攻击牙山中国驻军，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凭借优于清朝的制度建设、动员体制、陆海军装备和欧美列强拉偏架的有利时机，日本的军事冒险得手。1895年4月，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在朝鲜“独立”的幌子下，对俄展开激烈争夺；割地台湾和澎湖列岛，劫掠中国赔款2.3亿两库平银，将扩张殖民权益的触角伸向中国内地。《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迈出武力崛起的关键一步。
为报复俄国“三国干涉还辽”之仇，更为了独霸朝鲜半岛、觊觎中国东北，明治政府将中国赔款的20％用于陆军由6个师团增至12个师团的扩军，42％用于军舰总吨位从5万吨增至25万吨的海军扩军；兴办国营八幡制铁，补贴三菱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财阀军工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制现代化武器装备。铁路、矿山、纺织等行业的各种开发项目竞相上马，掀起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以扩军备战为动力，日本资本主义快速发展。
通过这次以“帝国”名义对外发动的首次大规模侵略战争，皇室财产倍增，身为“皇军”的军人社会地位提升。“帝国”意识不胫而走，“脱亚入欧”的“优等生”观念和蔑视中国人的种族优越论甚嚣尘上。急剧膨胀的大国意识，与“忠君爱国”思想教育互为表里，迷信武力的“武运长久”成了炫耀“国威”的咒语，军国主义思潮泛滥。总之，以甲午战争和马关缔约为标志，日本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沿着武力崛起、军事优先的轨道展开运营，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
侵略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不归路
武力崛起带来巨额财富和“国威”的飙升，刺激着日本军阀、财阀开展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和频繁对外侵略战争：1900年，日军充当八国联军侵华的主力，攻占天津、北京； 1904年偷袭旅顺俄国太平洋舰队，挑起日俄战争；1910年，以武力威胁吞并韩国；1914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兵山东，接管了德国全部殖民权益，提出将中国保护国化的“二十一条”要求。
每隔5年即有一次战争行动，致使日本成为20世纪之初侵略战争频率最高的好战国家，中韩两国则沦为最大的受害国。凭借武力崛起的“赫赫战果”，日本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成为国际联盟5个主要发起国之一和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升格为世界级政治大国。在1921年开场的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五国海军条约》中，日本的造舰比例仅次于英美两国，坐上世界军事强国的交椅。
日本一夜之间飙升为世界级政治、军事大国，却陷入空前的迷茫与彷徨中。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条约》挫败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图谋，美英法日签订的《四国条约》宣布废止日英同盟。依托世界头号强国自我膨胀的老路数失效，日本只得与美英推行“协调外交”。此外，北方强邻苏联建立、中韩两国的民族觉醒浪潮空前高涨，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新形势。在日本国内，随着投机性的战时景气不再，社会问题丛生。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27年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世界金融风暴接踵而至，各种思潮层出不穷，政党政治与军部的矛盾逐步升温，日本统治集团内外交困。
“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东亚使命论”、“世界最终战论”等侵略理论应运而生，呼唤着新一轮侵华战争。1931年，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继而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又越过长城、侵入华北；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恣意妄行。侵略战争刺激着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狂热，1932年5月，法西斯军人发动血腥军事政变，推翻政党内阁。1936年2月，法西斯军人发动更大规模的流血政变，催生了法西斯政权广田弘毅内阁。血腥暴力、军人横暴、厉行镇压、升级侵华战争等等，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升级为法西斯主义后的若干新特点。
1937年7月7日，华北驻屯军制造卢沟桥事变；8月，日军进攻上海，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军部狂言“3个月内征服中国”，但中国军民顽强抵抗，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时发力，百余万侵华日军陷入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彻底破产。1939年8月，苏军在诺门坎重创关东军，“北进”受挫，转而“南进”。
1940年7月，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确定了“武力南进”方针；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与德意法西斯国家建立轴心国军事联盟，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开战。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东南亚各地和香港，武力构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殖民帝国已膨胀到自身难以掌控的极限。
《终战诏书》：
“终战史观”谬种流传
天道循环，物极必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虽嚣张于一时，却因失道寡助而盛极骤败。1942年6月中途岛之战后，美军逐步控制战场的主动权，日军被动挨打。1943年10月，中国军队与美英盟军在缅北滇西发起反攻，重创日军。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开罗宣言》，勒令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宣布剥夺日本自1914年以来侵占的太平洋岛屿，将满洲、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1945年6月，美军攻占琉球群岛，对日本土登陆作战提上日程。7月，盟国发表敦促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至9日，美国核轰击广岛、长崎，150万苏军横扫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日本军国主义败亡在即。8月10日，御前会议决定在维护“天皇大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8月15日中午，东京广播电台播放了裕仁宣读《终战诏书》的“玉音放送”。至此，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所追求的帝国梦随着战败投降而化为泡影。
在战后日本，每年8月15日，均举行国家级别的“终战”纪念活动。届时，NHK等大型媒体配合纪念活动，播放专题电视节目。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画面，总是从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开始，接着是太平洋战争日军先胜后败的历程，最后以美国的原子弹轰击广岛和长崎，天皇发表《终战诏书》收场，形象化地图解了日本官方立场的“终战史观”。其基本观点是：悔恨对美开战、回避反省侵华战争、否认侵略和殖民统治罪行、强调自存自卫等。
追根溯源，“战争史观”来源于《终战诏书》。诏书认为日本的交战对象为英美两国，时间自1941年开始，美国的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法“继续作战”，故饬令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在有关“大东亚战争”进程的如此表述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10年间的日本侵华战争和所有暴行被一笔抹杀；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内在逻辑关联，也随之消失不见。
其效果，一是淡化了日本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真面目，放大了作为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无辜”形象。经长期宣传，在一些日本国民中形成残缺不全、歪曲事实的历史观。二是《终战诏书》所宣扬的“帝国之自存”、“东亚之安定”、“东亚解放”、否认侵犯“他国之主权”等论调，在战后被日本右翼势力直接照搬。或者拼凑为军国主义翻案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或者主右翼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奢谈“解放亚洲”、“自存自卫”等的谬论，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毒害日本的青少年。
换言之，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之所以态度游移、右翼日益嚣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是源起《终战诏书》的“终战史观”谬种流传。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