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因其国内漕运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的交通地位，在唐代与广州、泉州、明州并称为四大港口，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主要口岸，成为海上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并借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
海上丝路有南线和北线之分，北线沟通日本、朝鲜，始发港口主要有扬州、明州、登州，南线则面向东南亚和印度洋、波斯湾，始发港口为扬州、广州、福州、明州。
扬州海运史
一、始于东晋的扬州“海上丝绸之路”
据文献记载，扬州海运的肇始者为东晋时期中国高僧法显。晋隆安三年（399 年），法显与慧景和尚等人，从长安出发，沿陆上丝绸之路行进，越葱岭至印度。3年后，带着佛像和经书随商队至斯里兰卡。停留两年后，搭乘商船循海岸航行归国。从印度回国途中，突遇大风，漂流至山东半岛再航行到扬州，法显归国的路程比原先多出了1300多海里，无意中把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终点从广州沿海拉到了山东海岸。由此，从山东半岛南下以及从境外经广东北上的货船，必须经过当时的扬州港。无数这样的意外为中古世纪扬州海港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二、鼎盛于唐代的扬州海运
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掀开了扬州在中国历史上新的辉煌一页。汹涌澎湃的广陵潮激荡到8世纪中叶，扬州已成为唐朝第三大城市和富甲天下的东南第一都会。
到了唐朝，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极盛时期。此时的扬州处于长江出海口，有着适宜于海运的条件，通过运河南下的船只可以由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西向可以溯江而至湘鄂，或是沿着淮南运河北上直抵洛阳和长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理想的财货集散地及中转市场。因此在扬州城中不仅有大食国人，还有婆罗门人、昆仑人、占婆国人以及日本、新罗、高丽等国人。
扬州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在隋唐之际就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新罗人崔致远于唐乾符元年（874）在唐参加科举考试后入仕，曾入淮南节度使幕府，唐中和四年（884 年）崔致远离扬回国，积极传播汉文化，被尊奉为“汉诗学宗师”、“东国文学之祖”，追谥为“文昌侯”，享有极高的文化地位，为儒教沿“海上丝绸之路”东传作出巨大贡献。
在公元8世纪初叶，扬州已成为对日本交通的东南门户。据文献记载，来到扬州的遣唐使团约有9次之多，人员从200多人增至500多人左右。唐代经由扬州港口东渡日本，又见于著录的中国人中业绩最为卓著的为鉴真大师，对佛教东传作出巨大贡献。这时扬州地区的佛教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寺院达到40 余座。其中鉴真和尚主持讲学并发愿东渡的大明寺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8世纪中后期，西域战火连绵阻断了丝路的驼队，陆上丝绸之路骤然衰落，海上丝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扬州依托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在大唐经济版图中独一无二的份量，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和东方著名港口。中唐时期，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地区）商贸人士经海上丝绸之路直航至扬州。波斯人通过这条海上通道，把从扬州收购到的丝绸、陶瓷、铜器等物品，运往丝路沿途各国和波斯本土销售。扬州除有大批波斯商胡外，还有大食商胡聚集于此。他们开设胡店，经营贸易活动。随着大食人的东来，伊斯兰教宗教和文化也传到了扬州，最早来到扬州的阿拉伯穆斯林是穆罕默德的门徒。
从唐代开始，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海上丝路由于陶瓷贸易的加入，形成了海上“陶瓷之路”。中外商舶运来了大量的香料、药材和珠宝，又运出丝绸、金银器、铜镜、漆器、陶瓷等产品，尤其贸易陶瓷不但量大，而且品种多样，产地多源，几乎全国主要窑口的陶瓷在扬州都有发现，扬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陶瓷外销口岸。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扬州唐城考古出土了大批陶瓷器和碎片，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南北各地主要窑口的产品。专供外销的长沙窑产品在国内除明州成批出土过以外，其余各地都是零星出土，而扬州发现的长沙窑瓷片在出土瓷片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出土数量仅次于产地。
三、两宋扬州的海运维系
两宋时期，因扬州城在唐末的兵乱浩劫后几成空城，南宋时期又成为与金、元两朝交战的前沿，其赖以繁荣的国内运输、贸易、手工业和金融市场日益衰落。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的辉煌不再，兴盛状况不及唐代十分之一，但仍未丧失内外交通的枢纽地位，仍然维系“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交通。扬州与日韩的交通大体沿着唐朝的线路航行。由于南宋都城设于杭州，地处浙江沿海的明州取得了显著的航海地位。但扬州扬子江口外的南北两岸，依然是重要的航海口岸之一。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斯兰传教士大都直接航行至扬州。其中，以穆罕默德十六世后裔普哈丁在扬州的事迹最为显著。后人将普哈丁葬于城东运河高岗上，并在古运河西面平地上建起一座清真寺，另有宋代来扬州的阿拉伯穆斯林撒敢达、马哈谟德、展马陆丁、法纳等四人，分别葬于普哈丁墓园内。
四、元明清扬州海运始衰落
元代，来自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的色目人，纷纷来到中国。扬州是他们北上大都或南下航海的必经港口。20世纪20年代，在扬州城南门挡军楼城基下出土的阿拉伯人墓碑，大都是14世纪上半叶的遗物，多为阿拉伯人或阿拉伯籍波斯人的遗迹。其中，有的是在元朝地方政府里做官，有的是伊斯兰教士，有的是商人。
至明代，因为扬子江心的马驮沙与江北并岸，长江河口日益东移，往日与海外交通的港口位置，逐渐被江阴和华亭所取代。但由于在中国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位置未变，尚未完全失去海外交通的地位。随着郑和下西洋，大规模的舰队又沿着扬州江口，一直航行到阿拉伯海岸，又兴起了海上交通的热潮。扬州依旧是阿拉伯穆斯林泛海而来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清朝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海上丝绸之路名存实亡，扬州和海外的交通空前冷落，除了和琉球国外，其他的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扬州段七个遗产点
海上丝绸之路扬州段的七个遗产点包括普哈丁墓园、仙鹤寺、大明寺（鉴真纪念堂）、扬州城遗址以及后增补的江都波斯庄（白塔河及其支流波斯河）、高邮菱塘回族乡古清真寺。
一、阿拉伯的移民文化和宗教流布
1.普哈丁墓园
普哈丁墓园初建于公元13世纪南宋时期，是一座典型的阿拉伯式建筑，但也集合了扬州建筑的传统风格，体现着中外建筑文化的交流。相传普哈丁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来到扬州。在扬州期间，他弘扬伊斯兰教传统美德，扶弱济贫，广交朋友，做了不少好事，得到扬州地方人士的拥戴和官方的礼遇。普哈丁前后在扬州生活了10年，其间，他曾回西域3年，后又来到中国的津沽、济宁等地传教。德元年（1275年）7月，他乘船沿古运河南下，当月23日抵达扬州，黎明时在船中归真。当时的扬州郡守是他的好友，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将他安葬于古运河东岸的土岗上。
整个墓园建筑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墓域，内有普哈丁墓及其他阿拉伯人的墓碑；第二部分为清真寺，是教徒们做礼拜的活动场所；第三部分为东郊公园。此外墓园里还集中保存了一些中国元代遗留下来的阿拉伯文墓碑。
2.仙鹤寺
由穆罕默德十六世裔孙西域先贤普哈丁主持建造的仙鹤寺，与广州的怀圣寺（光塔寺）、泉州的麒麟寺、杭州的凤凰寺齐名，同为中国东南沿海伊斯兰教的四大清真寺。明清重修，至今仍存有宋、元、明、清四代伊斯兰教文化遗迹。仙鹤寺融合了伊斯兰建筑和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特点。按照仙鹤的体形来布局：大门对面的照壁为鹤嘴，大门堂为鹤头，向北的露天通道为鹤颈，礼拜殿为鹤身，南北两厅房为鹤翅，南北两古井为鹤眼，南北两棵柏树为鹤腿，大殿后的竹林为鹤尾。仙鹤寺因此而得名。
3.高邮菱塘回族乡古清真寺
菱塘古清真寺初建于元末高邮湖边芦柴港东南，靠近港口。元末明初，已有相当数量回民定居凌塘桥一带，尤以杨姓、薛姓居多。菱塘古清真寺始建于元朝末年，最早建于芦柴港东南的“回回湾”，历经数百年沧桑，三易其址。
据《新唐书》卷十四《邓景山传》载，在中唐时期已有数以千计的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在扬州经商，统称“胡商”。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田神功之乱，扬州“胡商”遇难。根据《旧唐书田神功传》的记载：“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胡商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菱塘地处扬州北郊，三面环湖，位置偏僻，少数逃难者来到菱塘避难定居，成为菱塘“回回”的先民。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穆罕默德圣人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来扬州传教，以及公元1219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欧洲、吞并中亚和征服中原南宋的过程中，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被组成“西域亲军”参加征战，后被编入“探马赤军”驻防各地。南宋灭亡后，元世祖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这就形成了回回屯戍聚居地——菱塘回回湾。多数学者考证，高邮菱塘在元朝就有大批回回聚居，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
明代这里有杨丝港，靠近古清真寺。明代的凌塘桥即今菱塘回族乡所在地。明隆庆《高邮州志》记述：“邮之封境，……西抵天长县，以凌塘桥为界八十里。……至南京水路三百三十里，陆路同。北京水路三千一百一十五里，陆路三千三百里”。这里一方面地理条件优越，水运发达，另一方面在神居山、凌塘桥一带，自南宋起，居民世代种麦养蚕，缫丝纺丝，物产富裕，品种繁盛，菱塘古清真寺周边形成了良好的商贸交流环境。这里的居民种麦种稻、栽桑种麻，养蚕纺织。回回先民“自守其俗”所必需的阿文中堂或克尔白挂图、常燃的芭兰香等，致使他们选择一条以水路为主的路径，经由附近的“芦柴渡”、“杨丝渡”，转运扬州、苏州、南京、北京等各大商埠，将本地丝绸、青布、腌蛋等物产与域外交易。这样，他们中有商贸经验的部分回民，又回归到“胡商”原位上来。
高邮菱塘古清真寺遗迹，清晰地勾勒出古代大食客商、军人和其他类型移民在中国中原地区的生存演变和社会融入进程，成为古代阿拉伯商业移民群体信奉和传播伊斯兰融入汉民族传统文化，推进中西宗教文化交融的历史明证，也体现了古代阿拉伯先民与华夏中原社会的和谐融合、和平共处和文化包容。
二、鉴真东渡佛教文化在“海丝”北线的延伸
4.大明寺及鉴真纪念堂
大明寺是唐代高僧鉴真主持讲学并发愿东渡的寺院。有牌楼、山门殿、大雄宝殿、西园、平山堂、鉴真纪念堂等建筑和古迹。既是一座中外驰名的佛教庙宇，又是一方郊野园林，它承载了古代中外佛教思想的交流融合和佛教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唐代大明寺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法作为当时重要的历史宗教事件，对后世影响颇为广泛。
742年，唐天宝元年，55岁的大明寺住持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邀请，去日本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载，7年中，鉴真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时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年从扬州出发，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实现了东渡宏愿。此后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5.文峰塔鉴真东渡遗存
文峰塔，是鉴真和尚第二、四、六次东渡以及造船所在地。鉴真大和尚最终于该运河湾登船东渡日本，传播律学。因此文峰塔与佛教传播发展史上重大事件鉴真东渡有直接关联。
文峰塔位于市南郊宝塔湾运河边，为文峰寺内主体建筑，这里原为三湾子，塔建成后，改称宝塔湾。
塔七层八面，楼阁式，砖木结构。塔基为石筑须弥座，腰檐平座环绕，每层四面相闪开拱门。塔壁1-6层平面为内方外八角形，塔室层层调换45度交错而上，上下重叠似八角形；到第7层内外壁统一为八角形。塔尖为八角攒尖式，最上为铸铁塔刹。塔下为文峰寺，有前殿、后殿及东西廊房等清代建筑。依据文峰塔的形制以及相关碑记资料，文物部门和专家学者正致力于论证文峰塔与鉴真东渡的必然关系，致力于对文峰寺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关联的考证，致力于对文峰寺塔历史的深度挖掘和全面研究，以确凿地佐证历史文献中关于鉴真在此地东渡并进行造船准备的相关史实。
三、拜火教遗痕中的汉民族与波斯通商联姻故事
6.江都波斯庄白塔河及其支流波斯河历史河道
波斯庄，位于江苏扬州东南部江都市昌松乡。早在唐代，扬州以其濒江通海、运河贯通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国际性商业贸易港埠，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波斯人经内陆或沿海来这里经商者络绎不绝。相传元朝末年，有一位波斯珠宝商人因与江都沿江巨富郭仲涉结识友好、情谊深厚而来此定居，并娶了郭姓姑娘为妻。这位波斯商人在昌松定居后，一边经商，一边传教。因他为人正直友善，长得又高大强壮，被乡人拥戴为乡勇首领。后来在一次与土匪的激战中，这位波斯商人率众乡勇与匪徒英勇搏斗时不幸牺牲。乡民们非常悲痛，按照波斯习俗安葬了他。为了永远铭记他，遂将村名改称“波斯庄”，河名命名为“波斯河”。日久天长，这位波斯商人逐渐成了江都昌松当地人心目中驱除邪恶、保家安民之神，并形成了“波斯龙骧祭”的祭祀风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千百年来，江都波斯庄的祭祀方式保留着独特的拜火教遗痕。拜火教，即波斯所信仰的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教，也叫袄教、波斯教。祭祀时，总是供奉两尊木刻偶像，一名“波斯”，一名“龙骤”，一个面善，一个面恶，俱为武士装束，头戴向上翻卷的毡帽，上插一支点燃的蜡烛。参祭人员头戴西式高统黑礼帽，身穿燕尾平L服，盛放祭品的器具是木制长方形托盘，两侧均有提把。
江都波斯庄白塔河及其支流波斯河，以其保存完好的历史河道、河流本体及其村落环境，见证了波斯庄一带源远流长、世代沿袭的拜火教传统，应证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er)独特的祭祀方式，也和波斯庄一带流传千年的波斯商人带领民众保卫家园的英雄传说和充满神秘色彩的民间文学记录紧密相联，成为古代汉民族和古代波斯帝国开展国际商贸交流及友好往来的历史遗存和有力物证。
四、一座东方大都市的规模和形态的物证
7.扬州城遗址
扬州城遗址，印证了唐代扬州依托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在大唐经济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成为江、海、河结合转输的枢纽城市，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和东方著名港口。扬州城遗址所叠加的丰富历史信息和城市发展的空间关系，是中国历史城市中特有的连续、动态发展的真实代表。扬州城遗址覆盖了18.25平方公里的范围，是当时中国最完善的城市建设典范。尤其是考古揭露的城门遗址，其规划布局，砌筑方式和建筑材料的运用反应了中国地方城市规划建筑的先进水平。
海上丝绸之路（扬州段）见证了扬州的城市发展史。作为稀缺城市遗产的扬州城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处于巅峰时期的历史遗存，反映了当时一座东方大都市的规模和形态，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公元6世纪—18世纪扬州作为中国南方商贸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繁华与开放的物证。
(本文由扬州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提供)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