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很忙，中组部何时发力？“反腐风暴”以来，民间流传过许许多多的网络段子，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句是：中央空出了那么多位置，你有什么资格不努力的呢？
这句玩笑放在出现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就不全然是玩笑，而或许是严峻的现实。2014年9月到12月，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处分违纪7367人，省委书记王儒林更是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说，在重灾区省市，组织部门刚刚找到县委书记的人选名单，就有一些人“掉进去了”。王儒林还透露该省省管干部一度空缺300多人，在短时间内，从本省选拔和任命如此多的省管干部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
为此，山西出现了新的尝试——异地调任县委书记。目前，继陕西永寿县委书记齐海斌调任山西后，又有一名来自陕西的县委书记赴山西任职。这种在山西省省管干部之外调任县委书记的做法，被人们视为打破惯例。因为，上至中组部，下到乡镇组织部，都拥有一份“秘密名单”。一般情况下，名单以外的人不在同级组织部考察范围内，上述陕西干部在调到山西之前，更不可能出现在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名单上。
“干部职位名称表”的沿革
先来解释一下中组部的“名单”，它的名字叫做“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1952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干部，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机关来管理。这个制度，我们称之为干部职务名单制。”到了1955年，中共就颁布了这份名单，当时的地厅级以上干部全部归中组部直接负责管理，他们就被称为“中管干部”。
地厅级上面还有省部级，也就是说，最初中组部选择了“下管两级”的方式，这是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而且，随着机构设置的健全，新的机构设立的越来越多，意味着“中管干部”的数量很容易膨胀。曾有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这么说：新中国成立初，各部委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开会，一个怀仁堂就可以全坐下。等到打倒“四人帮”，开会就不得不去人民大会堂了。
1984年之后，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对干部的管理由原来的“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也就是说，中组部不再直接负责管理所有的司局级干部了。
即使如此，现在“一个怀仁堂”也未必能够坐下了。除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副部级以上干部以外，它还包括：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党的机构的领导；中纪委下属监察室、派驻纪检组的负责人；中央管理的社会团体领导；中央管理的国有重点企业领导；中央管理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等等。
地方党委组织部也采取了类似的形式管理干部，有所不同的是，相对于中组部缩小中管干部范围的趋势，地方党委组织部特别是省级党委组织部，近年来有扩大干部职位名称表的趋势。比如县委书记以前一般是市管干部，而200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县委书记选拔应按程序经省级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随着各地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县委书记以至县长成为省管干部就成为了普遍现象。
在县级行政区，很多关键岗位的干部由县委直接管理，而非上面提到的那种由组织部管理的模式。比如2008年浙江省东阳市在政府官网上公开的《东阳市干部管理职务名称表》显示：镇乡街道党委书记、副书记、乡长等科级干部，属于东阳市委管理的干部职位名称表；而类似副镇长、副主任科员之类的副科级干部，属于市委委托组织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真正由市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职位表，仅限于市政府部门的党组成员、镇乡长助理等职位。
进入名单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人事档案，中组部要求：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其档案分散在各地区、各单位的，需要上交中央。也就是说，与普通干部不太一样的是，这些“中管干部”的人事档案往往不在自己的单位。与之相对应的是，省管干部、县管干部的档案，都按照响应的级别，上交到所在的管理机关。
对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进入“中管干部”行列后，不光是级别上的上升，仕途空间也得以扩大——之前，除了挂职等干部交流途径，自己任职岗位只能局限在本地区、本系统，而成为中管干部后，跨地区、跨类型的任职成为可能，领导干部的“空降”现象也常见于“中管干部”。近日，原北京市朝阳区区委书记程连元“空降”云南担任昆明市委书记，预料不久后将升为省委常委，正式进入中管干部行列。
其实，现在中纪委“打虎”与中组部任命干部在级别上并不对称。中纪委及其派驻机构查处干部的级别下到司局级，这就是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平时那么忙，不停刷新反腐新数字的原因。而对中组部来说，直接的“工作压力”似乎没那么大。据中纪委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纪委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68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0人。也就是说，需要中组部直接操心填补职位上空缺的干部，也就几十人而已。
在哪一级的干部管理名单上，也意味着哪一级可以决定一位具体干部的升迁。上面提到在县级行政区内，县委直接管理绝大多数中层干部，这就意味着县委特别是县委书记在一县干部任用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一些舆论的声音感慨县委书记的权力大得吓人就是这个道理。相对而言，地级市一把手乃至省一把手在干部任用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则更多。如上所述，县委书记、县长成为省管干部后，地级市在考察任用上的权力被相对架空。而在省一级，组织部在考察一般厅级干部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更何况副省级城市一把手、很多省会城市一把手都属于中管干部。
谁来宣布新官的任命
一名干部是否能够进入“名单”得到提拔，决定权掌握在上一级的党委手里。“中管干部”的任免决定，通常由中央做出——在这个过程中，组织部门扮演着建议者的角色，中组部要搜集相关人事材料，并形成报告，供中央参考。与中纪委找到一位干部了解情况相比，来自组织部门的“谈话”，当然让相关干部更有理由高兴。
这种职能注定了中组部必须保持低调。不过，中组部也有走上台面的时刻，这就是在公开宣布任命一位“中管干部”时，重要的“中管干部”的任命还会有一场干部任命大会。这也是新任干部第一次亮相的时候，中组部的代表会来到干部任命大会的现场，可谓是代表中央为新任干部“扶上马”。
一般来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把手”的任命大会，会有一位中组部副部长参加，省长的任命往往有中组部一名局长参加。如果新任命直辖市的市委书记，以及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组部部长会亲自出席这场大会，如十八大以后各个直辖市调整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市委书记，当时新晋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就不停地飞来飞去。当然，特殊时期也有特例，比如2014年9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书记职务调整的决定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赵乐际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
由哪一级的中组部官员出席干部任命大会，可以看出中央对职位的重视程度。比如说，中组部在任命中央管理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时，一般由一位局长出席书记、校长的任命大会，但是在任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在京高校的负责人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中组部副部长的身影。不过，这种选择也可能与北京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关，同样是第一批“985”大学，位于外地的大学在调换书记、校长时一般不会迎来中组部副部长，而通常由中组部一名局长宣布消息。
而且，像副部级高校、央企这样主要领导是中管干部的单位，他们同时还有一个业务部门作为上级的业务领导，比如教育部和国资委，他们同样也要参与相关的人事任命工作。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教育部和国资委的领导也会出现在类似干部任命大会上，以体现这种双重领导。一般情况下，副部级央企一把手的任免，国资委一名副主任也出席会议。
最后来说说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干部任命大会。像深圳、宁波这样的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当然是中管干部，但是在干部任命大会上，一般不会介绍有中组部官员参加，而是由省委组织部部长宣读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而对于一般地级市的一把手任命，通常由一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宣读决定，省委组织部部长有出席这场会议的情况，也有不出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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