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2015年是日本战败投降的第70个年头。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收音机向全日本国民以及陆海军宣读了“大东亚战争终结诏书”（即“停战诏书”），意味着日本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遮遮掩掩、闪烁其词
1946年11月3日，明确写有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的和平宪法颁布，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再度崛起，走上了一条和平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82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将8月15日定为“追悼战殁者祈祷和平之日”。此后，日本首相在这一天或发表追悼致辞，或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谈话，表达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与认知。
今年年初开始，安倍晋三首相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为起草战后七十周年谈话做准备。“安倍谈话”是否继承“村山谈话”（1995年）、“小泉谈话”（2005年）所使用的“侵略”、“殖民统治”、“反省”等表述，引发日本各界乃至东亚邻国的强烈关注。
8月14日，“安倍谈话”发表，谈话没有直接明确地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没有对受害国人民直接表示反省和道歉，而是通过回顾以往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称，“我国对过去那场大战中的行为，反复表明了痛切的反省和衷心道歉的心情”，“对于此前的那场大战，日本已经反复表示了深刻反省以及由衷的道歉之意，日本历代内阁的这一立场今后仍不会动摇”，“事变、侵略、战争等武力的威胁和运用，日本不会再次将其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来使用”。这种遮遮掩掩、闪烁其词的态度不能不令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质疑日方的诚意，并对战后70年日本政府依然缺乏正确的战争认识感到遗憾。
在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围绕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中日之间依然存在着政治性和感情性的鸿沟。历史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无法回避的议题，也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巨大阻碍。
“战争受害者”意识
在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里，保留有原子弹爆炸中被毁坏的圆顶屋建筑，每年8月6日这天，日本各界都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纪念碑上刻着“安息吧！过去的错误将不再重复！”这句没有主语的碑文。日本人在纪念广岛和长崎“原爆”时，受害者身份与受害者记忆淹没了对战争理性的思考。他们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日本会遭到核武器的轰炸，也很少去深究这场战争的缘起，更不用提对被侵略国家民众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换位思考了。
提到战争，战时生活的窘困、亲人的痛失、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等，构成了日本人有关战争的记忆。英国学者布衣在《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一书中也提到，日本很少有人提起战争中对他国的侵略行径，比如大屠杀、惨案等，而对广岛和长崎的“被爆”、对日本俘虏在西伯利亚的惨痛经历却历历在目。这种强烈的战争受害意识也反映在日本战后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中，战后出现了一大批极力表现和描绘战争给日本国民心灵带来严重创伤的创作。以遭受原子弹轰炸为题材的作品甚至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被称之为“原爆文学”。影视界也诞生了大量反映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和痛苦题材的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不仅仅反映了战争当时带给日本民众的伤痛，还表达了这一伤痛在战后数十年日本民众的心灵深处依然存在，甚至出现了包裹着感人至深故事情节的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值得深思的是，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在描写战争时有意识地回避了那些被侵略国家民众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记忆被选择性地遗忘了，而仅仅保留下来了战争受害者体验和受害者记忆。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以及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主流化，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已习惯于将日本置于战争受害者的立场来思考。
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加害者被巧妙置换成了战争的受害者。这样一来，日本便与中韩等被侵略国家的民众的战争记忆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在这样的逻辑下，成为受害者的日本难道还需要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忏悔和道歉吗？而对于在那场侵略战争中饱受苦痛与创伤的中国和亚洲民众而言，尽管时光已经逝去了漫长的70年，战争受害者的记忆并未变得模糊。在中韩两国民众看来，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和道歉，要求对劳工和“慰安妇”予以道歉和赔偿，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了。而针对这一正当要求，日本有相当数量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产生反感和抵触心理。
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逆流
二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一股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竭力美化军国主义战争，并为已经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甲级战犯扬幡招魂的逆流。甲级战犯被作为“忠魂”和“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日本政治家堂而皇之前往参拜。对强制劳工、“慰安妇”、日军遗留生化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否认、抹杀或故意缩小。右派政治家不断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言论……
日本右翼政客和历史学者以及民族保守主义者利用新闻媒体、书刊，大肆宣扬“靖国史观”，宣扬“皇国”昔日的“荣光”，企图误导日本国民的战争认识。“靖国史观”主要有以下内容：隐瞒和歪曲历史事实，将战争爆发归咎于美、英等国的“挑衅”和“压迫”，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塑造为民族自卫战；美化军国主义，将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帮助亚洲摆脱白人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宣传为天皇尽忠效私的“武士道”精神；否定东京审判，为处死的甲级战犯招魂。
这股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逆流还包括一系列实质性的行动。例如：1993年8月，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1995年8月，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否定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予以全盘否定。1995年7月，藤冈信胜等教授、学者组织“自由史观研究会”，标榜站在纯自由的立场，大胆、重新认识历史，其目的也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1996年12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该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删除了“从军慰安妇”、“侵略”等记述和用语。2001年4月13日，日本文部省竟然宣布该教科书检定合格，从而引发了一批有良知的日本民众和中、韩等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缺乏对侵略战争正确认知，对战争记忆也严重错位，这也就不难理解日本政要为何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何战后多次出现右翼教科书事件以及日本政治家屡屡在历史问题上口出狂言，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因历史问题而一次一次跌入低谷。
扭曲了一代日本人的历史观
今年的7月16日，安倍政权处心积虑推动的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倚仗执政党在国会的议席数优势，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这似乎表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转变战后以来“专守防卫”国防政策的步伐似乎难以阻挡。
为此，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发起了多场声势浩大反对新保安法案的抗议游行。在“安倍谈话”出笼之前，包括学者、教授、律师等在内的一批进步知识精英开展了积极的行动，有74名国际法学、历史学及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以督促安倍正视日本侵略的历史。“安倍谈话”提及了“殖民统治”和“侵略”等措辞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国内和平反战运动的斗争不无关系。
“安倍谈话”中多处体现了本届日本政府极端错误的战争认识。“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道出了“安倍谈话”的用心。针对这句话，一位日本友人曾这样批判道：“谢罪，是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请求对方原谅的一种行为。对方如果说可以了，从原谅的那一刻，谢罪才能结束。作为侵略战争的加害国，受害国尚未认可你的谢罪，就说不再谢罪了，这让人无法原谅。”错误的战争认识与战争记忆只会让下一代日本人的历史观更加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亚共同历史认识与历史记忆的构建任重道远。
超越历史的沉重负荷、实现和解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如何正视历史，认真反省，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得到被侵略国家的原谅，从而实现和解，是摆在日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关系到东亚能否走上一条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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