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焰/文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国家间的关系，最终以实力和利益来决定。1945年以前的半个世纪，日本不断侵略和欺负中国，战败后又长期不承认侵略罪行，关键因素是中国实力不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又在战后多方庇护日本。
许多国人多年来总是愤慨于日本政要大都否认侵略罪行且参拜靖国神社，不理解为何德国能深入反省历史而日本却不能。要明白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客观地回顾历史。对传统说法“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传再做深究，就能看到当年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其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保留国体”。美国从减少自身伤亡和战后牵制苏联的战略需求出发，对此表示同意，导致头号战犯天皇裕仁及其重臣继续在位，甲级战犯岸信介（即现在的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战后长期任首相。直至现在，日本政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战犯的后人，他们怎么可能清算当年的侵略罪行？
对比1945年德国和日本战败的情况，可看出其根本区别在于纳粹政权已被盟军彻底消灭，战后的东德、西德政权都是盟国扶起的原反法西斯人士执政。日本战败后，元首和政府却都保留下来，战后只是听命于美国，对内政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美国又把建立美日军事同盟视为亚洲政策的基石，为此实行在政治上、经济上扶助日本的政策。1951年美国主持的旧金山和会，便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个会议通过的对日和约只谈让日本放弃南海岛屿、台湾，而不谈将其归还中国，这就种下了“台独”和南海争端的种子。
由于有美国大力帮助，1950年日本的经济产值便超过100亿美元而恢复战前最高水平，1970年更超过2000亿美元。因此，日本当局和相当多国民对打败自己又加以扶植的美国又敬畏、又感激，对华态度则始终追随美国。由于美日军事同盟对新中国构成最大战略威胁，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考虑对日政策，主要是争取日本人民，以削弱日美同盟关系。
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如何追究战争责任实际由美方最后决定。战争刚结束时，重建的日本共产党和一些左翼派别曾在国内发起过清算天皇、财阀战争罪行的运动，却受占领军压制，而多数国民则依旧受神道教思想束缚，故这场运动只造成些声势而未收到多少实效。1946年至1948年东京审判的对象主要限于“光头军阀”，虽追究了东条英机等一些次要战犯（有人把东条英机说成“二战三元凶”是不了解日本战时历史），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战犯，而且没有清算当年在侵略战争起支柱作用的财阀。战后日本政界仍由这些财阀起主要作用，这也决定了日本的政治走向必然持续右倾化。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持续几十年的“经济起飞”，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左翼运动在70年代后逐渐陷入低潮，右翼势力却倚仗着经济底气重新滋长。看到这种难以改变的事实，苏联最先于1956年恢复对日邦交，不再提战争遗留问题（苏方在北方四岛已占了便宜也不愿再谈）。中国1972年对日复交时，也只能从现实出发。后来中国政府和民间虽经常提到日本侵华暴行，对一些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加以驳斥，却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政府和社会主流的历史观。
追溯二战结束时的历史可以看出，若想让日本社会清算并真正承认侵略罪行，必须在战后清算各级战犯并改变当权者。由于美国的包庇和日本社会的局限，这一历史机遇业已丧失。现在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多已不在世，就普通日本民众而言，部分老年人还存留一点对华歉疚感，中青年则大都不愿再追究当年的战争责任。看一下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民间测验，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比例还较高。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现在，日本民意测验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在降低，重要原因就在于年轻一代对华没有负疚感，且认为本国受中国打压。当然，日本出现这种社会思潮，根源又在于其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因而进一步追随美国并煽动反华情绪。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总是由今人来照。在明治维新和甲午战后，“日强中弱”的形势导致日本几十年持续侵华。当年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却因国力衰弱并未赢得战败者的尊重。战后日本在军事上虽无独立地位，却在经济上长期对华居于优势，结果中日邦交恢复后中国曾处于受援国地位。现在中国实力增强使得亚洲出现了中日“两强并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刺激了日本当权者要加强同美国的联盟。由此看来，近年中日关系出现的紧张恰恰说明了中国已经崛起，并真正让日方有了一些敬畏心理。对一向有着崇强凌弱传统的日本来说，中国越发展、越强大，才能真正获得他的尊重。中国国内对抗战史的回顾和宣传，也要努力做到全面客观，这才有助于国人以更科学、理性的方式认识中日关系。
（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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