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英国《经济学人》
翻译：杨丽娅
在一整个夏天跌宕起伏的股市情况和糟糕的数据之后，中国经济让整个世界都不安。八月进口商品价值同比去年下跌14.3%，更加剧了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的担忧。那些保持两位数经济增速的时光肯定已成过去。很多人现在心存的疑问是，中国究竟能否找到一个新增长模式来替代旧模式。好消息是这个新模式其实已经存在，名为私营部门。
在过去十年中，私营部门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新增城市就业岗位，现在大约有4/5的城市工作者都在私营部门工作。从2008年以来，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产出是国企的两倍。私人企业的资产回报同样高于国有企业，而国企的贷款成本要比私营企业低。制造业部门几乎都由私营企业把控，仍然是全球最强：中国在全球的出口品份额从2011年的11.5%提升至今年六月的14.3%。
私营部门对中国来讲已然相当重要，但他们肩上推动中国经济向前的责任只会越来越重，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已经开始从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转向消费拉动模式，转向消费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国有企业已经是中国长期投资热潮的核心地区：他们可能占到资本支出的1/3，而这一比例在最富裕的国家中是不超过5%。相比之下，消费产业却产生了世界级的私营企业，比如腾讯和小米。
第二，中国需要变得更有创造力。麦肯锡估计，如果中国要维持年增长率在5.5%-6.5%到2025年，那么1/3到一半的增速必须来源于总体生产力的增加，其核心是创新能力。中国聪明的企业家们很擅长于开发出新产品和服务，精确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比如一家中国企业掌握了将近一半的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中国企业同样善于在商业环节上的创新，以此提高效率。
第三个原因是，私人企业将会成为更加重要的经济部门。国企是官方信贷流入经济体的主要渠道，往往集中于大型基础建设工程。国企的平均债务与资产比例是1.6，而私企低于0.8。如果中国经济要继续快速发展，那么信贷将必须从国有僵尸企业转向注入私有企业。
中国的领导人当然都很清楚这些事情。竞争的鞭子促使中国出口商在全球所向披靡。官方已经公开表态要让市场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他们而言，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企业要充分释放潜能，那么政府就必须松开控制。自由化和管控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就存在，成功的私营企业小心翼翼地维护同政府的良好关系。但是中国经济放缓一下子就抬高了牺牲产出换取控制的成本。
在加大创新力度方面，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每年在科研上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并希望到2020年，中国的专利数量能翻三倍。但是博士数量和专利数量也只能帮助国家走到一定程度。如果想要出世界级的创新，私营企业就必须接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想法和人才。然而由于国家掌控着大学教育的内容，以及网络屏蔽；中国仍然很难吸引优秀的外国人到中国来。
在其他领域中的情况也类似。政府已着手于国有企业改革，法律和金融体系改革，但充满了矛盾、妥协和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虽然细节不甚明了，但据报道暗示出政府有意将国企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指向商业化，另一个集中于公共建设。真正的问题是国企内部因利益问题而逃避改革。即便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得到实施，可真正执行起来能走多远还未可知。比如领导层仍不愿看到国企破产的局面。
根据依法治国的理念，政府希望遏制省市级干部对于地方法院的干预。这是值得欢迎的改革措施，可是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法院仍然服从于党。在金融改革上，利率自由化正在推进、网络金融很活跃；今年夏天的股市暴跌导致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这让市场自由化又退回一步。
如果中国想要维持强势增长，同时有高就业率和社会稳定，唯一的选择是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和创新。这种活力不会从呆板的国企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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