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勇/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股市在经历多年的熊市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发力，上证综指从不到2000点的低位，量价齐扬，到今年6月初达到5000多点的高位，创业板更是牛气冲天。当时，社会上充斥着股市暴涨所带来的乐观情绪，许多人希望用牛气十足的股市来带动实体经济重现景气。可事与愿违，股市在疯涨到高点后掉头急跌，尽管管理层相继采取了一些救市措施，但似乎并没有遏制住股市走低的趋势。在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未有根本性缓解的情形下，不少人禁不住担心，股市从牛市到熊市的急转直下且跌势不止，会给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雪上加霜。
股市难当经济晴雨表的重任
一些人认为，股市是经济晴雨表，其走势变化早于经济走势变化6－8个月。这种认识的逻辑是，股市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定程度的预测功能，因此，通过股市的表现，基本上可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走势。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看，当经济危机爆发时，股市会先于实体经济出现熊市情形，而当股市转暖时，则又意味着经济开始走向复苏。如果股市出现泡沫，股价一路攀升，就很可能预示着经济开始过热。一旦投资者认为经济过热而对未来经济形势感到悲观并抛售股票，此时股价转而大跌，悲观情绪开始蔓延，股市开始走入熊市，经济危机再次爆发。
应当承认，股市繁荣可以通过投资与消费两个渠道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投资方面，股价上升，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资金投入，不仅使上市企业的市值增加，也为企业的新股发行创造了有利环境，使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更加便利，从而让企业能够集聚社会资金，实现扩大产能、产业升级、产品换代、开拓市场的目的。在消费方面，股市繁荣给广大股民带来了不菲的财产性收入。尽管这种收入有相当部分是账面上的，但在财富效应下，股民可以依靠预期性收入的增加，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带动了诸如住房、汽车、旅游等领域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了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这样一来，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股市繁荣的确可以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反之，则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然而，把这种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上升到股市是经济晴雨表这一表达，还是值得商榷的。美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十分完善的国家，股票市场非常发达，为世界各国所仿效。但是，从金融危机后美国股市走势与美国经济走势的对照关系来看，很难从规律上断定股市就是经济晴雨表。例如，从2009年3月到2012年10月，道琼斯30种工业平均指数从6470点上升至13610点，涨幅1倍多，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10月份的14198的高点。假如股市是经济晴雨表，股市变化预示着6－8个月后的经济走向，那么当6－8个月过后，美国经济主要指标应当差不多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事实却是当时美国经济仍然在低迷中徘徊。
中国股市与经济的表现，更说明了股市非经济晴雨表。2000年以来，中国股市的最高点是在2007年实现的：上证指数的最高点是6124点，于2007年10月16日达到；深证成指最高点位19600点，于2007年10月10日产生。如果股市是经济晴雨表，能够预示6－8个月后的经济走势，那么中国经济在2008年4月或6月后应该有上乘的表现。但事实是，中国2008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GDP同比分别增长10.10%和9.00%，再考虑第四季度6.80%的增速，其实2008年中国GDP分季度同比增速是趋于下滑的。此后，在美国金融危机已然爆发的情形下，中国股市跌势明显，然而在中国政府强力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推动下，GDP仍然实现了较快增长。2010年，上证指数跌幅，在全球主要市场中排名第三，但就在这年，中国GDP创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最高的增速，达到10.63%，也就是在这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不可否认，实践中，股票价格是作为经济先行指标来参考的。例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把标普500种普通股价格指数列为经济先行指标，OECD组织也把股票价格指数作为经济先行指标。不过，股票价格指标都是作为经济先行指标体系中的一项而存在的，并非独立起作用。因此，在判断经济走势时，股市并非唯一或主要的经济先行指标，而必须结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判断，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存在向好
趋势
回头来看，前期股市的狂涨，除了政府祭出一些政策利好推动股市上涨，上市企业“编故事”圈钱、一些股市大鳄疯狂炒作、众多散户不理性追涨以及管理层未能及时预警并消除股市泡沫也是主因。这说明，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所致，而非市场经济下股市自身规律的使然。再者，国人拥有股票的比率不高，股市总市值只达GDP的1/3，远不及大都超过100%的欧美日等经济体。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6月份这段时期的大牛市中，股市走强并没有导致实体经济有较高的增速；同样，在当前股市跌势不断时，就算公众会对经济前景产生一定的黯淡预期，但也不见得因此会调低现实经济增长的预期。因此，这种情形下的中国股市，尽管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却很难撼动实体经济的基本面，也就更谈不上会预示未来经济的走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主要指标出现回暖迹象，今年完成7%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可期。
首先，消费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57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4%，使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虽然与美国消费占GDP的70%相比，还有不小的成长空间。值得注意的是，8月份CPI同比上涨2.0%，创年内新高，这有助于刺激消费，并拉动经济增长。因为一般而言，适度的物价水平上涨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
其次，投资稳中有升，有助于对经济发挥企稳作用。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23713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4%。“十二五”以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了50%。面对经济下行风险，相较于消费，扩大投资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近期，国务院再次下调了“铁公基”等部分固定资产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在满足社会对公共基础设施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同时，也有助于稳增长，并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
再次，庞大的贸易顺差可为稳增长助一臂之力。据海关统计，今年1－8月，贸易顺差2.23万亿元，扩大80.8%。这其中，尽管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下降7.7%，但由于进口的诸如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使得中国对外出口虽有小幅下降，却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另据德国智库伊福研究所预测，中国今年贸易顺差将升至3300亿美元，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净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贸易顺差扩大，既反映了中国经济不断增强的竞争力，也为下半年经济的企稳回升起到一定支撑。
最后，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战略的陆续出台有望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持续动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经济结构调整之际，加之世界经济依然不振，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这种压力，是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过程中的必然阵痛，是成长中的烦恼。随着新的改革开放战略布局的逐步展开，如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提出“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推进国企改革、推动“互联网+”经济、促进自贸区建设、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这些改革红利都可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说，中国经济“形有波动、势仍看好”。
目前，管理层不断通过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对股市进行“维稳”，这自然有助于保持乃至增加公众对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信心，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股市相对整体经济而言还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因此，切实夯实实体经济的底儿，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当为首要任务。而且，经济发展绝不是“短跑”，而是无止境的“长跑”，需要的是耐心与信心，并适时将具体的改革开放战略逐一落到实处，应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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