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 殷/文 (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李 如/文 (国际关系学院 中外政治制度研究生)
在习近平总书记访美之前，王毅外长发表了题为《为了中美友好合作为了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旨演讲，将中美关系概括为：增信释疑、聚焦合作、面向人民、开创未来的四个主题。在这个主题当中，增信释疑尤其重要，在中美近年来关系微妙、摩擦不断的大背景下，如何增加厘清彼此利益底线，增加相互信任、避免偶发冲突引发的全面危机已经成为当前中美关系中最为急切的问题。在双方增信释疑的过程中有两个最根本的节点亟待解决，那就是中美的国家权力冲突与意识形态对峙的问题。
中美的国家权力冲突：地区
大国与全球霸权之间的紧张
中美关系自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系列发展变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新旧世界格局交替的问题。以美国的军事霸权和西方的经济霸权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已经无法适应逐步出现的，后冷战时代的多极化世界。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西方主导的秩序正在面临不可阻挡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有的地方表现为对峙与冲突如乌克兰，在有的地方则表现为无政府的混乱如叙利亚，而在有的地方则表现为，新秩序对旧秩序的逐步替代，而美国对后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倾向于认为这种替代的最终目的与结果是对美国霸权的瓦解。近几年来，美国重返亚太及其盟国在钓鱼岛、南海等领域内一系列的动作，正是出于对可能出现的中国主导亚太地区新秩序的根本担心。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与东盟的自贸区协定等一系列举措，也被美国一些政策精英视为对美国霸权的直接挑战。
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中国的崛起无疑将影响甚至改变美国对于亚太的秩序设计，但这种影响与设计究竟是地区意义上的，还是构成了全球霸权意义上的挑战？如果是前者，那么中美双方的紧张就不是结构意义上的，美国的全球霸权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完全可以共存，而如果是后者，那么也许的确就存在一种所谓中美之间霸权争夺的可能，这将导致中美之间对抗的不可避免，也就是最近许多学者谈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坦率而言，无论是从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是所处的地缘环境来看，中国都距离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权力还非常遥远。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极为恶劣，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的大国雄心捆绑在了地缘政治泥潭之中。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霸权，重要原因在于其处于远离世界战场的北美洲。尽管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国家不乏冲突，但美国并不存在周边安全问题。而中国则面临着一个无法整合且高度复杂的周边环境，处于大国林立而且核大国林立的环境之中。即便我们姑且认为中俄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中国也仍然面临着一个无法整合且高度复杂的周边环境，不仅是东亚的分裂，而且还有印度、中亚以及麻烦不断的东南亚。
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世界理想，但是这种世界理想是受到东方政治现实制约的。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浪漫主义描述中，实际存在的是高度分裂、碎片化的历史与现实。虽然东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类似于西方的整体性，也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建构全球秩序的可能，但是近代以来东亚诸国彼此间的战争，已经严重地消解了这种整体性。中、日、朝、越这四个儒家文化圈的最重要国家，实际上正处于微妙而紧张的状态，而随着日本对二战态度的反复，这种紧张还在进一步的加剧。这意味着，东亚不仅没有可能成为类似于北美洲那样的世界霸权的大后方，而且更可能成为一个地区内国家相互撕扯、纠缠的泥沼，这一地区内部持续的紧张关系，将会对所有地区内国家的世界梦想构成最大的障碍。
另一方面，中国的精神特质也决定了，他并不会挑战美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现代中国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将普适性的社会主义价值本土化后的产物。强调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强调中国国情与历史的独特性，最终让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核相结合。这种结合突出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的政党向执政的政党转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治理艺术与价值理念的复归，以及对“礼法共治”的倡导。这种内在的精神实际上与传统中国以国内而非世界为主要关注点的精神一脉相承。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多民族的国家，自身高度复杂且并不稳定的治理环境已经足够耗尽中国改造世界的雄心与资源。对于中国政治而言，国际秩序相对于国内治理，一直都是一个次优的议题。通常只有在外敌势大，凌虐逼迫的时候，邦交才会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在通常情况下，中国的世界观是一个内向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中国关注的重点是周边地区的安宁，而且这种关注是以维护自己的国内秩序而非改造当地的秩序为目的。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虽然在内部治理的现代性与绩效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国内的内部紧张甚至还有所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虽然更加开放，但是其政治视野却反而呈现相对内敛的状态。中国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强调立足于本土经验、本土特色的务实精神。这样的一种地方化的政治叙述，同样将面临地方性的局限，它意味着在坚持道路自信、道路自抉的同时，也会对他人的道路选择充分的尊重，而这样的一种精神其本质上来说更接近于地区性的文明，而不是世界性的文明。
中美意识形态的对峙：美国对中共的再认识
对于中美双方而言，一个在几十年来双方一直刻意淡化，但是一直挥之不去的话题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在美国国内，亦有着以“苏共”印象解读“中共”的倾向，在这种解读中，中美双方的差异不是文化、国情的差异，而是一种类似美苏式的根本的意识形态的敌对。正是出于对这种美国思维的回应，王岐山在与美方政党代表团会谈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就是美方应该接受历史与中国人民的选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的事实。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红线。如果美国跳不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惯性，那么中美关系就很难走出紧张甚至相互敌对的泥潭。
相比于不断融入世界，不断开放自信的中国，对于美国而言，在改革开放30年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再认识已经成为非常重要而急迫的工作。长期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那种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解读已经严重脱离现实，在很多时候，它不过是糅合了“美式民主的偏见”与“冷战思维”的奇怪产物。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的竞争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是建筑在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敌意的基础上的观念的冲突。它主要建构在两个二分法上，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即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敌对;另一个则是价值观念上的敌对，即民主与专制的敌对。在这种简单的两分法上，一切现实利益都被重新进行了解读。中国的发展，被解读成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因此发展本身即是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威胁。中国的崛起被解读成了专制力量的上升，因此它本身即是对民主世界的挑战。不管你从与魔鬼的交易中获取了多少丰厚的利益，魔鬼仍然是魔鬼，而且魔鬼通常在交易背后隐藏着难以为人所查知的阴谋。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判断也同样存在类似的二分法，即“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敌对”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敌对”。
必须指出的是，在上世80年代初期，中国就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输出，而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它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的转移。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形态是用来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政府权威的发展工具，而非对抗西方、进行革命的斗争工具。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领导层，将“法治”、“民主”等价值纳入“中国梦”的内涵，本身即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现代的中国共产党不是苏共意义上的共产党，借助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它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这个超越的过程不是突然性的，在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的确是一种“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计，但到了改革的中期，这种权宜之计就渐变为一种对于意识形态的再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理念”、“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的理论成果相继被提出。而到了习李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完成了自身意识形态的再造。这种再造的结果，就是一种更加适应多元社会，更加适应中国社会，也更加适应后冷战时期的多极社会的新的“中国梦”。这个梦与其说是苏共意义上的革命之梦，不如说是“和平之梦”、“发展之梦”。在这个意识形态的重构之中，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元利益格局逐步形成，围绕这些利益博弈而展开的制度安排也同步展开。它逐渐形成了有别于西式民主的协商式民主的雏形，并逐步在实践中成长，并得到社会的认同。
此次中美的对话，恰恰是要向美国社会展现这一事实，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美国社会对中国成为下一个苏联的恐惧，而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访美中强调面向人民的主要原因。只有打消了美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顾虑，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性的、进步性的和平力量，中美才可能真正地共创未来、共享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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