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滨/文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中心特约研究员)
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此文件的突出特征是，既高屋建瓴，又密切联系实际；既着眼未来，又直面中国现阶段的迫切需求。
推进生态文明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增速近两年来连续下行，这时为什么还要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呢？
中国经济初入新常态，GDP增速预计将逐渐从高转入中高。在过去许多年里，人们已经适应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常态对中国来说是一片未知水域。新常态时期的中国，会发生变化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速，社会各阶层关系、利益格局、人口就业状况等许多方面都会发生显著变化。
另外，中国进入新常态和中等收入陷阱期的时间相差不远。一些国家早已成功地度过中等收入陷阱期，进入社会稳定进步和经济恢复活力的新阶段。然而，另一些国家却倒在中等收入陷阱区，而且越陷越深。后一类国家之所以受挫，还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增速减慢，自然和社会生态变差。失业率升高等社会困局也是他们遇挫的重要诱因。后一类国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殷鉴。
新常态期和中等收入陷阱期的重合，使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挑战。能否成功克服挑战，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能否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以及能否实现长治久安。总之，未来几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期，进行制度创新和深刻变革的要求非常紧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改革之一。
生态文明能否上台阶，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谈及生态文明建设时多次提到，必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其中，后两项是习总书记对中国社会进步提出的要求。
社会进步需要靠每个人的进步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撑是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然而，最近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廉价的人力资源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今后中国应该如何打好“人”这张牌呢？基本原则应是，不断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同时政府、企业等继续推进管理创新，放松对人力资源的束缚。只有在深入挖掘人力资源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好，中国才有望不断提升生态文明程度，才能够长期保有“魔力四边形”：维护好国家主权，确保政治稳定，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以及不断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改善环境质量，须有强烈的
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近些年来，国内有一种错误认识很流行：我们还处在工业化阶段，不用着急改善环境。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污染也曾经很严重，既然如此，我们只需坐等后工业化时期的到来，到时候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定会回来，就如同现在的欧洲、北美等一样。
可是，这样的认识有很大问题。
首先，后工业化时期不一定很快会来，而弱经济与坏环境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经济越好，企业越能忍受高成本。经济越差，企业违规、违法以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就越大。目前，中国经济暂时走弱，结果国内部分行业里，劣币驱逐良币并加剧环境污染的势头正在上升。比如，前几年国内石油和煤炭价格坚挺，而气价相对便宜，结果天然气消费蓬勃向上。其中，广东、福建等省的陶瓷等企业纷纷弃用肮脏能源，而改用天然气做燃料。然而，由于近期国际、国内石油和煤炭供应严重过剩，油价和煤价大幅下跌。相反因定价机制的原因，国内气价相对坚挺。结果在陶瓷等行业出现了较严重的逆向替代现象，因为图便宜，工厂纷纷弃用清洁的天然气，而改而使用污染较重的水煤浆、石油焦等做燃料。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发电行业。为了减轻空气污染，国内一些城市曾积极推进煤改气，包括用燃气电厂替代燃煤电厂。由于燃气发电成本价比上网电价更高，所以发的电越多，电厂亏损就得越多。电厂只能向政府要补贴。可是由于近两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状况日蹙，越来越难为燃气发电提供足够补贴。由于燃煤发电成本低很多，为了扭亏，一些电厂便从燃气退回到燃煤，这也是一种逆向替代。
环境恶化反过来又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如，国内一些富人出于对环境恶化的忧惧，携资金外流的动力增强，结果是国内投资增长受到影响。2014年是中国资本净输出元年，这固然反映了中国已“不差钱”，但环境恶化迫使部分高净值人群远走国外，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可见，未来中国经济和环境之间有形成恶性循环的危险。经济越差，生态环境就越差；反过来，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会减少社会财富，削弱社会活力。由于这样的形势日益逼人，国内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发力，截断这种循环。
其次，这种说法无视过去和现在的国际现实。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不仅贫穷，而且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他们像穷人一样，虽然胼手胝足，却只能勉强糊口，并困于国际社会的底层。而且，他们在挣扎的过程中，其自然环境严重恶化，许多地方已不适宜人类居住，动辄出现大批环境难民，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最终爆发内战，或卷入对外战争。然而，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并非天生如此，相反，他们曾经自然资源丰富，其国民丰衣足食。可是，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期，他们大多缺乏弃老路、走新路的意识和意志，而是得过且过，结果错过转型良机，并且一步慢、步步慢，渐渐滑入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成为激烈国际竞争的失败者和牺牲品。
中国较多地区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环境已经进入危险区。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方面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关系到的绝不仅仅是空气、水等质量，而是攸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不让生态文明建设成空谈
尽管习总书记已多次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的重大意义，但是部分政府官员囿于多年来的思维定式，理解难以到位，行动不一定有力。针对潜在的阻力，《总体方案》强调了法制保障，以免生态文明成空谈。
“魔鬼藏在细节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而在做具体工作时，晓之以理、利益诱导和责之以法都不可缺少。
《总体方案》里，既有晓之以理、利益引导的内容。尤其是其中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这显然是在谆谆教导各级干部，建设生态文明是有利可图的。
可是，这样的教导能够起的作用估计有限。这样的教导类似教育小孩：家长苦口婆心地为孩子描绘，如果努力学习，20年后会有多么美好的生活，孩子却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在琢磨着两三分钟后该怎么淘气。国内部分官员已经习惯了以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套路，以及“以GDP论英雄”的竞争规则，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远景兴趣不高。
正是充分意识到了不能过分依赖晓之以理、以利的一手，《总体方案》重点强调了惩戒的一手，提到必须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其中，强调了补偿、执法严明和责任追究。
目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执法不严。适应国情的生态法规本就不够多，而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已有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又往往偏弱。在各种制约因素中，现阶段最大的约束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缺乏执行热情。由于财税等多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只要污染企业愿意上缴各类地税，以及满足对当地的义务，政府就可能对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精明”的企业则设法获取当地政府的荫庇。政企“合作”的结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规普遍遭到忽视。《总体方案》看准了迄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执法不严的这一短板，着重强调了“执法严明”、“责任追究”等原则，这显然为中国今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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