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瑞士信贷公布的最新研究，中国民众拥有财富在 5 万至 50 万美元间的人数已高达 1.09 亿人，中产阶级总数已攀上世界顶峰，美国则以 9200 万人居次。此外，中产阶级数量成长脚步也快于美国，该统计显示，自 200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增加速度，均超出美国 1 倍。以中国14亿人口计，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8%，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好证明。
一般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那么表明这个社会将是比较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中产阶级就是中间大的那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中产阶级人数突破亿人，表明中国正在接近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
但也有观点认为，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其对民主的需求也会增加，中产阶级将会成为社会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美国学者李普塞特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书中，他提出如下论点：
第一、中产阶级不仅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他们不仅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即对民主主义持有较强的亲和性，而且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高。
第二、中产阶级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产阶级的成长。
第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并对扩大政治自由与权利，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最终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在转型成功后又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中产阶级到底是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民主推动者，从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都能得到不同印证。对中国来说，这一问题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中国是一个内部情况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稳定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其中的大多数个人而言，都关系重大。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总人数庞大，他倒向哪边，钟摆就会向哪边摇摆。这也就是执政党为什么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
对中国中产阶级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在国内外的研究者中出现了分歧。不过，人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是一支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力量，而不大可能成为变革者。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产阶级，对社会政治变迁的态度倾向于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并且其上层的保守主义倾向要比下层更强烈。在对待国家态度上中产阶级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他们与工人阶级一样高度信任中央政府。即使拥有较多民主意识的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也同样高度支持中央政府，意味着即使他们持有部分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是改良性的和渐进式的，而非动摇现存政体。
这种看法也得到部分外国学者的赞同。悉尼大学汉学教授戴维古德曼在其几年前发表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网站的一篇文章就认为，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反复证实，他们不仅政治上不反对当前政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在艰难条件下运转的党政体制。古德曼的理由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经历不同于欧洲或北美，中产阶级仍是其所来自政体的一部分，不太可能是欧洲或北美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对等群体。例如，职业化管理阶层的大部分人主要处在党政体系内，党政体制会采取措施确保该群体忠于该体制。
的确，从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看，大部分都处于现行体制内，其主体是体制内的公务员阶层，包括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人员，与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主，以及部分新的社会阶层，总体来说，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关键时刻，为确保自身已有地位和体面生活，他们会选择支持执政党。
这无疑会令一些期待中国发生民主变革的人士失望。后者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效法近年中东、北非的中产阶级，起来造反，发起一场民主化运动，成为社会进步和推动民主的力量。虽然中国社会的矛盾多发，不时发生各种群体事件和抗议，但它们基本是底层民众所为，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未被动员起来。
尽管如此，并不表明中国的执政者就可高枕无忧。李普塞特关于中产阶级是民主推动力量的假说从长期来看，是成立的。一些研究者指出，虽然中国新的中产阶级持有矛盾性的社会政治态度，但与其他阶级相比他们有最强的民主意识，说明他们可能会成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些新中产阶级虽然不希望发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而是倾向于选择渐进式的、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民主发展道路，但他们毕竟期望能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机会，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自由。特别是作为中产阶级下层的边缘中产阶级，可能成为最具自由主义取向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的社会公正理念也最强，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最为同情，民主意识较强。边缘中产阶级也是承受市场竞争压力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就业压力和房价压力严重阻碍他们上升到新中产阶级队伍并过上真正的中产阶级生活。梦想与现实差距导致的焦虑心态有可能激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并且也有可能成为激进政治自由主义的温床。因而，该群体有可能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潜在制造者。
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的结束，这些边缘中产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上层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们中的大部分随时都有可能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突然被甩入到贫困阶层甚至失业者中，重新沦为贫民。这就加剧了“激进”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中产阶级处境的恶化是一个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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