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铭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TPP是美国在其相对实力下降背景下，在全球层面开拓市场准入机会，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的政策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代表着“21世纪”贸易规则的TPP引发了全球贸易体系新一轮制度重构，全球贸易投资格局有望更加多元化。
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变动是
全球贸易体系新一轮重构的
重要背景
从二战后直至冷战结束，美国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然而在国际贸易领域，一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取决于该国能够向世界提供多大的出口市场。历史经验证明，欧洲国家通过欧盟的形式克服了单一国家市场规模较小的局限，一个拥有与美国同等市场地位的欧共体（随后扩大为欧盟）构成了对美国取得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的挑战。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希望开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努力由于欧共体的阻拦而遭到失败，美国不得不通过启动美国—加拿大自贸区，迫使欧共体同意开启了乌拉圭回合谈判；随后又由于欧盟在农产品问题上拒绝妥协，导致乌拉圭回合久拖不决，为打破这一僵局，美国决定与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国家谈判美加墨自贸区（即北美自贸区），旋即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
上述做法即后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在2002年提出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即同时采取双边、区域和全球多个轨道的贸易谈判方式，利用美国市场的竞争性准入方式吸引外国开放，克服或者绕开障碍，增强开放的杠杆作用，强化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与各地区的联系，恢复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领导地位。迫于美国代表的巨大市场，这一战略往往都会成功，例如美国通过将美加自贸区扩大成为北美自贸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希望将北美自贸区扩大至美洲自贸区，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问题上与南美国家保持合作；同时，美国也在亚太地区积极参与1993年召开的首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强力推动自由贸易与投资，并推动该峰会对乌拉圭回合表示支持。通过上述双边或者区域经济合作，美国以增强的贸易集团压力最终撬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巴西、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迅速，其群体性崛起趋势不可忽视。特别是2000年11月，中国率先提出中国—东盟自贸区倡议，在东亚地区内引发了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合作连锁反应，而上述绝大部分自贸区都未包括美国，以“东盟+3”自贸区为基础计算的排他性（主要是排除美国）东亚贸易集团在2004年GDP总量就已达到美国的69%，以“东盟+6”自贸区为基础计算的东亚贸易集团GDP总量在2006年更达到美国的82%。理论上，东亚国家正通过东亚合作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并有可能形成一个挑战美国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的新的经济集团，这会导致美国在多边贸易体系内的地位和利益受到不断冲击。
2008年7月，多哈回合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希望在小布什总统卸任前留下可观的政治遗产，然而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复杂程度超过以往历次谈判，不仅涉及到美国与同为发达经济体的欧盟、日本之间的矛盾，更涉及到美国与崛起的新兴经济体集团之间的矛盾，尽管美国倾尽全力也未能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突破。在2008年7月的包括35个国家贸易部长的多哈回合谈判努力失败后，无奈之下美国随后于9月便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并将其改造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期在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中撬动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集团。
具体而言，与美国利用美加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撬动乌拉圭回合谈判如出一辙，美国也希望利用TPP能够撬动中国、印度等重要新兴经济体。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凭借相对强势的经济或政治实力在双边或区域贸易谈判中往往都能迫使对方，特别是中小型经济体全面接受美国的要求。当然，鉴于这些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并不重要，因此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图，通常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对方的市场准入，而往往是作为贸易新规则的“孵化器”，为更大范围的贸易谈判提前团结“相同理念”的贸易伙伴，并提供未来谈判的模板。另一方面，同时以多边方式加以处理，所谓的多边方式主要是WTO层面的多边贸易谈判，制定国际规则克服国际贸易新问题并约束新兴挑战者。
然而，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美国利用不对称实力与中国双边谈判的有效性迅速下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双边或区域谈判层面上全面接受美国标准的困难较大，因此签署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较小。只有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利用与其他国家形成贸易集团才能更有效地平衡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集团，在迫使接受其贸易规则的同时，将开放自身国内市场准入这一贸易谈判成本在全球范围内由所有WTO成员“摊平”，而非美国一家独自承担。因此，理论上规制中国等大型经济体的主要方式,只能是多边方式而非双边甚至区域方式。
未来全球贸易新格局的展望
当前，有观点认为TPP大有取代WTO之势，然而未来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未必会出现上述极端局面，从WTO在贸易领域发挥的独一无二的功能以及美国推动TPP的战略动机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TPP都不太可能取代WTO。尽管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并不顺利，但是WTO仍然是目前参与国家最多的全球性多边贸易机制，而且是唯一一个能够包容全球各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或地区的多边贸易机制。WTO拥有的最惠国关税（MFN）也是全球使用频率最高的优惠关税，其争端解决机制也在全球范围拥有约束力，这些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当前任何其他贸易机制所没有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轻易放弃WTO。
更重要的是，美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意图，并非希望以TPP取代WTO。从历史经验上来看，美国从不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鼓吹者，只是随着日本、欧盟经济实力提高，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很难再以非对称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国际规则后，美国开始转而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作为逼迫欧盟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妥协的手段。可以说，TPP或者其他任何自贸区对美国而言都不是其最终目标，它不过是美国在其相对实力下降背景下，在全球层面开拓市场准入机会，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的政策工具而已。
虽然目前TPP尚未生效，但是它的影响已经产生。具体来看，首先，不少小型经济体表示愿意加入TPP，以期获得巨大的美国市场。其次，诸如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已经切实感受到了被排除在外的巨大压力，一如当年乌拉圭回合时期的欧洲国家，因此一些重要谈判领域如金融部门开放、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方式等规则或条款，在各种区域经济合作谈判场合已经出现了松动迹象。最后，鉴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美国很难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短期内又很难加入TPP，出于被排除在外的担心，这些经济体对于参与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或多边贸易谈判的热情变得更高，并且在此过程中愿意做出更多的开放承诺。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短期内，由于目前WTO各成员国的最惠国关税平均水平已经较低，无论发达国家开放其敏感产业部门，还是发展中国家为获得发达国家市场准入而接受其边界内措施改革的代价都较大，因此WTO达成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较低。中期内，伴随多边贸易谈判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各国将继续寻求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推动经贸发展的手段，未来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亦将变得更加多元化。具体而言，如果TPP甚至TTIP顺利完成谈判并得以实施，发达国家集团在多边贸易体系内的整体实力和谈判地位将得到提高，美国有可能将TPP内的部分规则推动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模板。从规则上来看，多哈回合谈判未能推动的议题，如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包括国有企业）、部分投资规则等新议题将有可能入围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而服务贸易、环境、知识产权等超WTO议题也可能得到进一步深化。但是如果TPP，TTIP未能成功实施，或者WTO的决策机制未能实现改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有可能按照部门开放的思路，对投资、服务贸易等内容独立发起谈判，形成多边性质的协定，例如服务贸易协定（TiSA）、多边投资协定（MAI）、多边环境协定（MEAs）等等。这样，最终WTO将继续维持其处理货物贸易问题的多边机制，TiSA和MAI等将可能上升为类似于政府采购协议和信息技术协议等WTO框架下的诸边协议。
长期来看，伴随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掌控力将会不断下降，该国推动包括WTO所有成员的“一揽子”多边贸易谈判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未来美国、日本甚至和欧盟成功结成贸易集团，但是如果不能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达成妥协，那么新的区域贸易规则仍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新规则。可以预见，只有当中国经济基本完成工业化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开始规模工业化后，需要进一步开拓全球新市场的新兴经济体贸易集团才可能与发达国家真正展开新一轮的“一揽子”多边贸易谈判（所谓的北京回合或新德里回合，届时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将取代美国的地位，通过开放自身市场准入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完成）。
总之，随着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抱团”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将越来越强，随之而来的就是区域经贸规则被进一步改写，这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种反应。而TPP代表的区域经贸规则能否上升为全球经贸规则，最终将取决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妥协，现在还很难判断最终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贸易体系新一轮重构期内，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大幅增加，而未来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亦将更加多元化。
未来中美合作空间巨大
客观地说，TPP是美国无力全面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无奈之举，但是与过去历次推动GATT谈判相比，这仅仅是方式方法上有所差异，其本质仍然是为了开拓全球贸易投资市场，维护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排除中国这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TPP谈判美国绕开中国无非是希望减少谈判障碍，不能再走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老路，这也就是为什么TPP谈判国家多数是美国已经签署过FTA的贸易伙伴或其盟友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即使当时中国申请加入TPP，美国也不会放行。
中国对TPP的态度始终是开放的，是否需要加入、何时加入等等决策都需要建立在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之上。TPP既包括了比较中性的传统市场准入议题，也涉及到相当多的贸易新规则，这些新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其中既有国有企业、劳工、知识产权等条款对中国的影响颇大的条款，也包括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尝试电子商务、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契合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领域，因此一个稳妥的决策对于部门齐全、经济总量巨大的发展中的中国显得格外重要。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处于新一轮的重构，自由贸易协定层出不穷，TPP、RCEP（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TiSA等等令人应接不暇。目前中国正在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进行紧张的RCEP谈判，并计划于2015年底完成实质性谈判，届时有望与日本实现制度化的经贸安排。如此，中国如果再与美国完成相关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就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实现了与TPP国家的经贸对接，尽可能减少TPP对中国的负面经济影响。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其实中美之间除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经贸沟通渠道外，当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是最为迫切的一个议题，中美双方已经相互提交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整个进程有条不紊。回看历史，信息产品协定扩容谈判（ITA2）、APEC环境产品清单谈判均以中美合作为基础方成功完成，2014年启动的WTO框架下环境产品协定谈判也必然需要中美的共识作为基础。未来，全球贸易体系新一轮重构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共识与合作，而多边贸易体系仍将是能够舒适地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最佳贸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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