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明慎/文 (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
2008年9月，小布什政府宣布加入P4并将其改为TPP，同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加入TPP谈判。随后，2009年11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加入TPP谈判，澳大利亚与秘鲁随即也宣布加入TPP，越南则作为观察员参与TPP谈判。2010年3月，TPP第一轮谈判在墨西哥墨尔本正式启动，马来西亚于2010年10月TPP第二轮谈判时正式加入TPP。在2012年10月加拿大和墨西哥宣布加入TPP后，多次表示有意加入TPP的日本最终于2013年3月宣布加入TPP，随后于2013年7月正式加入TPP谈判。从国内外众多关于TPP的经济计量分析来看，并非每个国家都能获得显著的福利收益，特别是有限的经济收益很难完美地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即使需要付出相当代价仍坚持加入TPP，也许基于政治和经济等多重视角分析能够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解释。
美国的利益分析
不少关于TPP的经济计量模型表明，中短期内美国从TPP中获得的福利收益有限，创造的劳动就业机会大致仅限于3万人左右，与其说参与TPP是美国的短期经济行为，不如说是其战略性选择更具有说服力。
客观地说，美国推动TPP的目的更多地体现在影响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美国希望通过获得TPP谈判主导权（或者说是决定区域内规则的能力），进而获得区域经济合作的外部收益，即扩大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最终获得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此次TPP谈判，不仅要推动其他谈判方接受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投资、环境、劳工等条款，还将纳入国有企业、规制一致性、中小企业等横向议题，而这些新议题在亚太地区的其他FTA谈判中基本从未出现。当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和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即美国与东盟的FTA）搁浅后，TPP成为美国再次推动制定国际新规则的政策工具。正如美国贸易谈判副代表芭芭拉威瑟所言，美国的目的是达成一套适用于所有亚太国家的规则，任何要加入的国家必须遵守此规则。
另外，美国推动TPP也是对东亚合作进程的反应。包括RCEP在内的多个东亚合作方案均未包括美国，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研究表明，排除美国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将导致美国福利受损，将使美国出口每年损失约250亿美元，相当于丧失20万个高薪就业岗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企业将因为不能享受FTA优惠长期面临歧视待遇和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参加一个全面的、高标准的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环境和劳工等条款的TPP将有助于美国跨国企业甚至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进入亚洲市场的准入机会。
因此，基于获得经济与战略利益，美国参与TPP的策略路径就是利用自身有限的市场准入机会，以双边谈判的方式诱导小国接受其贸易新规则，首先推动目前的TPP12谈判顺利完成。在此基础上，通过“有顺序的谈判”策略进一步将“21世纪条款”从目前的TPP12扩大至TPP13甚至TPP16，直至传递至APEC范围内（不必然需要达成亚太自贸区，可能仅仅需要借助APEC的峰会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即可），最终将其国际经贸规则推广至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层面。
日本的利益分析
在最终选择加入TPP前，日本国内关于是否应该加入TPP的长期讨论不仅是该国国民和学界关于TPP的争论，这一国民争论更多地可以理解为日本国内关于是否应该通过经济开放手段，以推动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伴随着日本经济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日本社会也变得更加“内向型”，但是固守一个老龄化的国内市场是不足以保证日本企业赢得国际竞争的。根据多米诺效应，在韩国已经签署韩国—美国FTA、韩国—欧盟 FTA的背景下，日本如果不积极采取“跟进”的做法，将遭受比较严重的贸易转移效应。
然而，包括日本内阁府的研究在内，多数研究表明日本加入TPP或者RCEP的收益差异不大。如果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开放继续推动其经济发展，那么日本与美国、中国以及欧盟三大经济体缔结FTA是有效的途径，特别是日本的竞争对手韩国已经完成或正在与上述三大经济体谈判FTA。事实上，除了日本—欧盟EPA外，日本面临着包含美国的TPP与包含中国的东亚合作的两种选择。客观上，在TPP与东亚合作为日本带来的经济收益基本相等前提下，日本的FTA路径选择将取决于加入成本的比较。
理论上，日本加入TPP不仅需要面对众多农业强国要求其开放农业的压力，更可能威胁到日本的邮政储蓄和保险服务业，进而直接影响该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相比之下，日本参加RCEP仅面临着开放农业、纺织、服装产业等较小的谈判压力。在TPP与RCEP收益几乎相同的前提下，以RCEP为代表的东亚合作的加入成本理论上小于TPP，因此日本应该首选东亚合作。当然，现实中日本却优先考虑了TPP，这是因为加入TPP将会有助于加强美日同盟关系，例如2011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会晤时，表示“TPP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美日同盟的战略问题”。2013年3月，日本TPP担当大臣甘利明表示，TPP是“从亚太到东亚的重要安定因素，可以发挥安全保障、去除东亚不安定因素的作用”。可见，对日本而言，加入TPP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更是一种政治表态和决定。
中小国家的利益分析
相对于大国，经济小国囿于自身有限的市场规模、较高的国际市场依存度、较弱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和有限的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谈判交易能力，一般而言，这些国家参与TPP的主要动力在于获得市场准入机会为主的经济收益。
最初，智利通过TPP9可以获得越南、马来西亚市场，特别是秘鲁可以获得新西兰、文莱、澳大利亚、越南和马来西亚市场，因此智利、秘鲁两国参与TPP的福利收益比较明显。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智利、秘鲁明显被排除在东亚合作进程之外，为了规避贸易歧视，这些南美小国一直在构建以自身为“轮轴国”的FTA网络，并试图以双边FTA等形式获取东亚市场准入机会。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已经与美国签署并实施双边FTA，因此不存在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困难，他们参加TPP的成本并不大，因而智利、秘鲁等南美小国是TPP的积极参与者。
尽管同属于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参与TPP9的立场却不一致。对于新西兰而言，通过TPP可以获得美国、秘鲁的市场准入机会，即能从TPP获得比较显著的福利收益。但是由于新西兰从未与美国达成双边FTA，因此在加入TPP成本方面也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药品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谈判，以及投资条款谈判等方面，新西兰将面临着相当的挑战。但是伴随着TPP谈判扩容，特别是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的加入，新西兰能够从TPP12中获得的市场准入机会变得越来越大，直接导致其获得的福利收益大幅提高，因此新西兰对TPP谈判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积极。
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经济体，该国既不同于小型经济体，又与美国、日本等大型经济体有所区别。最初，澳大利亚加入TPP9谈判绝非该国参与TPP的主要目的，通过TPP9澳大利亚仅能获得秘鲁的市场准入，其获得的福利收益非常小。在此背景之下，美国不能满足澳大利亚在蔗糖、奶制品等美国—澳大利亚FTA下敏感商品项下的利益，却强迫澳大利亚接受知识产权、“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等规则，澳大利亚加入TPP的成本收益将变得不平衡，可以说澳大利亚参与TPP9的经济意义非常有限。尽管伴随着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的加入，澳大利亚在TPP12中获得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机会，澳大利亚参与TPP的经济意义得到了提高，但是不可否认，最初澳大利亚参加TPP9很难说是完全出于经济考虑。特别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澳大利亚将TPP视为美国介入东亚地区的重要途径，因此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参与TPP是在追随美国的意愿。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获得全球治理地位，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和G20机制，澳大利亚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TPP也是澳大利亚发挥作用的平台之一，正如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2010年的《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报告所称，澳大利亚的FTA经济效益适中，并没有获得很大的贸易得利，澳大利亚签署的FTA与其说是贸易协定不如说是政治协定。可见，尽管最初TPP9的经济收益有限，但是加入TPP有利于获得包括政治收益在内的非传统收益，因此澳大利亚仍然积极参加了TPP。
对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而言，参与TPP不仅可以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而且这些国家还可以通过TPP向外部世界发出清晰的市场开放信号，以吸引外资的流入，这对于越南、马来西亚可能非常重要。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处于经济转型的关口，如果该国希望跃升成为发达国家，就必须保持其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及时升级产业以规避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长期以来，该国20%左右的投资率表明其经济发展中投资不足，马来西亚希望通过TPP促使完善国内法规，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从而吸引外资以补充国内投资不足，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来西亚在TPP谈判中亦面临着来自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外资股权比例、服务贸易等多方面的加入成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2006—2008年间马来西亚与美国进行了8个回合的双边FTA谈判，然而最终却不得不中止谈判。在TPP谈判中，马来西亚仍然面临着过去双边FTA谈判的多重障碍，马来西亚加入TPP将是一个痛苦的成本收益平衡过程。
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经济增速较高的新兴经济体，越南经济结构中30%左右的投资率表明该国亦同样面临投资不足的局面。加入TPP不仅可以使得对美出口获得优惠关税，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引发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该国，这将有利于越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经济计量分析表明，越南可能是从TPP中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该国面临的加入成本同样十分显著，不仅在货物贸易市场准入、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方面面临严峻挑战，而且在劳工条款、国有企业等方面亦面临重大挑战，除非美国能够给予越南特殊的过渡期、敏感产品目录以及能力建设等，否则从经济角度，越南目前加入TPP成本过高。
然而越南却积极加入了当时的TPP9谈判，可见仅仅是经济收益已经很难解释越南的行为逻辑。事实上，越南的革新开放已经进入到瓶颈阶段，不仅面临这如何进一步完善法规制度，还面临着如何改革其臃肿低效的国有企业。加入TPP显然会使越南面临强大的国有企业改革压力，但是这种外部压力将减轻越南政府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阻力。尤其是调查结果显示，越南国内企业对加入TPP的支持率高达96%，工商界的支持将进一步助推越南政府的改革决心。另外，越南加入TPP也不能排除其政治意图，即通过加入TPP，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近年来，伴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越南与美国的关系得到了迅速改善，越南希望以TPP为手段加强越美双边关系，同时借助美国重返亚洲平衡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尽管如此，越南仍需要十分谨慎，越南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加入TPP尽管可以获得其梦寐以求的美国市场，但是过早地实施高强度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对越南经济也是极大的风险挑战。
从成本角度，新加坡同当时全部TPP9国家均已签署实施双边FTA，高度开放的小国新加坡参与TPP的成本非常小；从收益角度，参与TPP或多或少能帮助新加坡从服务贸易方面获得经济收益，而且一个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将有利于新加坡企业强化其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长期致力于巩固自身“轮轴”地位的新加坡，非常希望将美国纳入本地区内，新加坡不仅欢迎美国重返亚洲，而且通过积极加入和推动TPP谈判，促进美国与亚洲的经济联系并强化本地区大国间的竞争，以保证新加坡可以长期从“大国平衡”中维护其特殊地位和利益。
墨西哥与加拿大于2012年加入TPP谈判，现有的经济计量研究表明，墨西哥与加拿大加入TPP的福利收益都比较有限，但是上述两国都是北美自贸区的成员，这两个国家加入TPP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因此墨西哥与加拿大加入TPP的经济动机有限。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TPP时，原本独享美国市场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贸易竞争，事实上这将削弱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对贸易竞争力。在不能阻止美国继续增加FTA贸易伙伴的前提下，墨西哥和加拿大选择加入TPP是一个次优选择。如果再考虑到TPP能够为墨西哥和加拿大提供马来西亚等国的新的市场准入机会，尤其是潜在的还未加入TPP的众多亚洲国家，就不难理解上述两国后来加入TPP的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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