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文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历时5年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终于画上了句号。虽然中国缺席其中，但无论从地理版图还是贸易关联上，中国已客观地被裹挟进去。因此，对于这一旨在重新塑造全球贸易规则并且区域目的性很强的全新FTA（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必须拿出与其贴身或远程周旋的韬略和智慧。
TPP施予中国的影响
对于一个贴近自己身边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机制，中国无论是在贸易出口还是地区角色伸展所受到的影响都将不言而喻的。对此，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夸大其词，而应该从短期与长期、动态与静态的角度审慎地作出系统影响评估。
公开数据显示，除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四国之外，TPP其他8国均已和中国签署了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在这些自贸协定下，绝大多数商品贸易的进口关税已经很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TPP 所形成贸易转移与替代效应。因此，从短期来看，TPP 的成立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历经三年已产生局部成果，在中韩FTA的倒逼之下最终达成一致性协议也是指日可待。与此同好似，中国与美国正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而且很有可能向BITT(双边投资和贸易谈判)方向滑动；另外，加拿大也直接与间接地表达出希望与中国开启FTA谈判的意向。还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台湾和香港将来也成功加入TPP，这可使中国大陆手中增加了两颗弯道出击的战略棋子。依此审视，TPP从长期来看对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冲击也将受到抑制。
但是，任何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的出现都会带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对区外国家而言显然意味着压力加大，TPP也不例外，甚至TPP对中国外贸的压力还存在加码的可能。一方面，TPP将使得中国对发达国家的低端出口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越南、墨西哥等成员国可能会抢占部分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的高端出口到东南亚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替代效应。与此同时，TPP所强调的原产地规则对中国部分行业的冲击较为剧烈，如按照区域内的纱线和纤维织物作为原材料的原产地规则，TPP的成员国从美国进口纱线，再把服装出口到美国，享受零关税。但美国作为中国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这一规定，不仅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只要是采用了中国原材料的产品都会受到很大冲击，这样，中国纺织品原材料实际受到了双重冲击与钳制。综合评估，学界认为TPP会对中国贸易出口产生-0.14%的影响。
还需认识到，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而且得到了新加坡、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积极回应。现在看来，在亚洲地区贸易自由化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美国为中心的选择上，TPP的确让美国得分壮胆不少。一方面，美国可以通过对TPP成员国中的东盟FTA国家和日本施加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以制约中国在“10+1”、“10+3”和“10+6”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美国借助TPP已经抢到了区域贸易更高规则的制定权，中国若想未来加入TPP，某种程度只有被动适应甚至接受的无奈，其间所支付的贸易代价和非贸易代价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以此观之，TPP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钳制与冲击已客观形成。
当然，TPP对中国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可以说TPP协议的达成是被动地递给了中国一本修炼手册。一方面，TPP有关劳动权益、反对垄断、国有企业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可以为中国顶层设计提供对标参考，从而反思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缺陷，破除改革深水区的病灶与障碍，并最终实现经济制度与机制的全面创新；另一方面，TPP所产生的新的贸易竞争压力也倒逼中国企业加快产品与技术迭代创新的步伐，进一步拓展外贸出口的机制与通道，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秉持开放包容心态
虽然美国主导的TPP具有明显的“去中国化”色彩，中国也从来没有接到过加入TPP谈判的邀请，但中国不应有任何的失落甚至有被边缘化的感觉。毕竟，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于TPP这样一个对亚太地区的确能够产生极大推动作用的贸易协议，中国应当表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因此，无论是在思想认知层面还是政策操作层面，中国政府理应以开放与合作的姿态回应之。
数据显示，中国已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已经达到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中国正在谈判的自贸区还有5个，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研究阶段的自贸协定有5个，涉及5个国家。看得出，即使没有加入TPP，中国丝毫也不显得落单和孤独，中国具有充分的双边与多边贸易自由化驾驭功力以及广阔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腾挪空间。
不仅如此，中国还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导和主导了“金砖银行”的建立与诞生；与此同时，中国推出了面向海外广阔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国内运作了上海等自贸区的大手笔，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表明，中国已经在诸多领域和相应层面获得了区域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制定权，并逐渐找到全球经济新格局下如何进行战略博弈与合作的路径。因此，正如我们在进行规则创新中展现出开放胸怀一样，对于全新的TPP，中国也不会表现出抱残守缺的对抗性思维。
更为重要的是，TPP成员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对他们的依赖程度，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强化。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括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新加坡和越南等8个TPP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国、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不参加TPP，也会以一个最重要的贸易力量而存在；何况任何一个TPP成员国所谋求并不只是TPP内部的红利，更不能置庞大的中国市场于不顾。正是如此，虽然美国试图通过TPP遏制中国，但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与其分庭抗礼，而应胸有成竹地泰然处之。
还需认识到，在中国占全球贸易的份额超过12%，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超过30%，对全球大宗商品的影响超过50%的情况下，一个12个国家达成的号称“面向21世纪的贸易协议”却排除中国，这肯定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范本，缺席中国的经济规则重建，肯定也不能称之为全球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未来可以不需要TPP，但TPP将来绝对少不了中国。中国政府眼下要做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并运用自己不可替代的条件和筹码化解TPP的束缚与限定之力。
将TPP对中国构成的负面影响消弭于无形
动态地审视，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排斥性思维，也由于中国距离TPP规则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并且也完全没有必要为迎合TPP而支付巨大的代价，这样，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并无加入TPP的可能。但是，不参与游戏并不等于只能当一个旁观者，中国完全可以在TPP广阔的外围地带构筑有利于自己的护城河。
对标TPP，构建以“中国+X”的FTA网络是中国突破TPP壁垒的策略之选。一方面，中国可以与没有进入TPP体系的国家加快启动和展开FTA谈判，尤其是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金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这样极容易赢得FTA的主导权；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愈发紧密，中国应主动寻求与欧洲扩大合作空间，在完成正在进行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后，趁热打铁展开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此同时，对于已经签署双边FTA的国家，中国应当尽可能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特别是对于已加入TPP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应当进一步密切合作关系，这样可以构造和拓展出中国出口进入TPP国家的曲线通道。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应当成为中国在区域贸易自由化版图上发力运功的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越南、马来西亚已加入TPP，将使得出口产品与这两国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印度等国产生危机感，有更强烈的意愿来推动RCEP的谈判进程。另外，虽然RCEP的的主导权在东盟10国手里，但东盟成员国比较分化，“搭便车“行为比较明显，而且整体领导能力不足，RCEP进展不快。按照计划，RCEP应于今年画上句号。对此，中国可以更加主动，利用中印贸易关系以及中韩、中澳FTA等双边机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加快推进RCEP的目的就是创造与TPP“合二为一”的可能，最终建成亚太自贸区（FTAAP）。据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亚太自贸区可能使美国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损失250亿美元，或者约20万个高薪岗位。正是如此，促进亚太地区“高水平”的自贸安排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一致诉求。另外，RCEP与TPP的成员有所重叠，其中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七国具有双面身份。另外，虽然TPP与RCEP标准不一，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甚至于对抗的。TPP偏重于新议题的规则及制度问题， RCEP的议题以传统议题为谈判重点，但也涵盖了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等，两者有很大的交叉，这是RCEP和TPP融合的基础。
基于此，在RCEP推进的过程中，作为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中国应当力促将国企改革、环境保护、劳工利益等敏感内容渗透到具体的谈判环节中去，以尽可能减少RCEP与TPP对接时的错位空间。另外，中美两国正在进行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国政府可以主动向美国政府提出在BIT的基础上加入贸易谈判内容，把BIT扩展到BITT(双边投资和贸易谈判)，使之与TPP和RCEP规则互联互通，进而成为通向FTAAP 桥梁。而一旦FTAAP 落地，TPP对中国构成的负面缠绕都将消弭于无形。
在缓冲期内练好内功
TPP目前达成的只是基本协议，正式生效尚需等待各国议会批准。同时即便生效后还设置了长达9年的逐步免税缓冲期限，至于TPP要上升成覆盖全球的国际贸易准则恐怕更需假以时日。自然，中国赢得了较为足够的自我调整与周旋时间，相应地，采取得力举措推动国内改革的深化以及制度与规则的完善就提到了应对TPP的战略前台。
不得不承认的是，TPP所建构的系列规则所代表的都是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虽然我们囿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无法高攀，但也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努力缩小与TPP的差距。如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吸收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国有领域，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济生态，从而构筑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微观基础；还可以真真切切地改革劳动条件，以最高的国际劳工标准要求自己，借此既保护劳动权益，又缩小贫富差距；还应当加大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的力度，冲淡国有领域的垄断基因，割断由此形成的各种微妙经济关系，推动中国经济的真实转型等等。这样，无论将来中国是否成为TPP成员，中国都可坦然面对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一带一路”是中国迎接TPP之压的“强项”，运作一年来，已经有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这些沿线国家的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但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TPP相比，“一带一路”没有非常切实的协议。为此，中国可以考虑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结合与沿线国家形成的FTA关系，视条件成熟后，采取由点到面的方式，有目的地引导构建服务与推进“一带一路”的规则体系。
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可以看作是中国为应对TPP所进行的提前压力测试，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还有扩容的空间，更有制度与机制创新的余地。一方面，如同TPP提倡和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高标准投资规则一样，上海自贸区也已尝试“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代表的新的投资规则，今后可以进一步缩小“负面清单”的标的，增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内容，以最大程度地对冲TPP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TPP是一个开放程度非常高的协定，其中服务贸易高水准开放是其要义所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已主动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六大领域进行了扩大开放的尝试。在成熟基础上，上海自贸试验区今后还可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领域，进一步破除相应的体制性障碍。另外，在资本项目改革方面，针对TPP作出了外汇转移应该以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按照转移时的市场汇率毫不迟延地转移的规定，上海自贸试验区需要继续在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等领域作出可控性改革。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