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民关注的一项顶层设计，“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伴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即将真实落地。国策调整的背后无疑是对历时36年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次战略性扬弃，同时也寄托着为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再造“人口红利”的浓浓诉求。
“人口红利”渐失
依靠着计划生育前20多年人口无节制生育所形成的巨大劳动力人口增量，中国赢得了至少30年人口抚养比（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渐次下降的有利时期，在此基础上，国民储蓄率不断上升，资本存量日益放大，融资成本受到抑制，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得以顺利释放；不仅如此，农村剩余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压低了城市工资水平，营造出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以上两个方面的叠加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
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数据显示，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中国16～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就开始持续减少，其中2012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平均每年减幅320万人。与劳动年龄人口逐渐递减相并行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5.5%，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10.1%。根据联合国预测，世界65岁以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至14%需要约40年时间，而中国可能只需要25年左右，预计2020年中国这一比例将达到13%左右。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老龄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经济的即期与未来影响已毋庸置疑。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伴随着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的逐渐减少，不仅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逐年降低，而且潜在增长率也逐年递减，其中2012-2015年的实际增长率指标依次为7.7%、7.7%、7.4%和7.0%，潜在增长率指标分别为7.9%、7.5%、7.1%和6.9%。该报告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在前一个五年7.6%的基础上渐渐下滑。这就意味着，虽然官方已将“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锁定为至少6.5%，但如果未来新增人口并不足以形成对现有劳动年龄人口的有效替代或者在此基础上显著增加，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可能会显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
沉降的人口生育率
抚养比是衡量一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包括0～14岁人口组成的少儿抚养比(少儿占总人口比重)和60岁以上人口组成的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增高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还会通过拉动内需和补充劳动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而老年抚养比的增升意味着储蓄率的降低和消费边际的递减，进而加剧劳动力供给矛盾并最终掣肘经济前行的脚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由于少儿抚养比太低拉低了总抚养比，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核心则是老年抚养比增高从而推高总抚养比。相应地，内需不振、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融资成本上升等诸多棘手难题不断凸显并日益强化。由于人口老龄化不可改变，这样，解决因抚养比变化或者“人口红利”消失所衍生出的系列难题就落在了提高少儿抚养比从而最终降低总抚养比的身上。
然而，根据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8，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东亚邻国，为世界最低。而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据《大国空巢》作者、人口学专家易富贤的观察分析，直接决定着生育率的中国育龄妇女人数自2012年已经开始负增长，其中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到2030年将分别减少至2.93亿和0.66亿，到时中国生育率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无独有偶，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的相关成果也作出推断，从2014至2024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试想，在生育率沉降以及可生育女性人数减少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新增人口来提高少儿抚养比该有多么的不易。
育龄妇女减少的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妇女的生育愿望越来越降低。据美国劳工局的国际数据，目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大量的女性参加社会工作，不仅减少了抚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使女性变得越来越独立，其在家庭的地位并不依赖于自身的生育能力以及育养孩子的数量；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4个国家育龄妇女的调查，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平均生孩子的数量会少于2个，甚至像意大利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所占的比例在全球最高，但该国人口增长速度也是全世界最低。受妇女生育愿望降低的影响，多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平均每个家庭想要1.86个孩子，为世界之最低。
实施“二孩政策”后的期待
基于“人口红利”递减与消失并将威胁到未来中国经济和人口均衡发展与安全的严峻趋势，中央及时做出了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专家预计，人口生育新政实施后，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若按照每个孩子每年带来3万元消费来计算，那么每年新增的消费就是1500亿元。除此之外，伴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民间和政府的投资都会成倍放大，这样“十三五”期间每年可能额外增加2250亿元的投入，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马车”将会进一步提速。
重要的是，伴随着新增人口的叠加，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未来劳动力供给会获得进一步改善。当然，基于目前的人口结构现实，新的生育政策并不能使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但是调整政策如果能带来一定生育水平回升和出生人口增加，则将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最终的效果将在未来10年到15年凸显出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实施新的人口生育政策所可能产生的新增人口数量还只是主观推断，不少专家甚至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婴儿潮”。一方面，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而在这一时期，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另一方面，组成生育主体的是80后、90后，但这一群体面对着养育孩子成本增加的压力，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因此，放开“二孩”是否能够带来实际人口的预期增长还有待观察。
多方面的客观数据正在佐证实际生育率与人口生育政策宽松二者之间“背反”的事实。数据显示，全国符合先前“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但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按照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估计，启动“单独两孩”政策一年可新增人口200万，但最终结果却只有66万，其中许多省份的目标偏离值更大，如浙江预期出生8万人，但实际只有1.6万余人；河北有63.15万户“单独一孩”家庭，确定生育二胎的只有20.49万户；上海90%符合双独或单独政策的育龄女性，申请二孩的比例不足5%。
因此，为了防止“二孩”生育政策的最终效果低于预期，政府择机采取了多种措施刺激与鼓励二孩的生育，如取消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将原来的9年义务教育调整为12年，延长第二孩的妇女产假期。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与推动全民参保计划，降低抚养孩子的后顾之忧。另外，政府要重点加强生殖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引进和鼓励优质民间资本参与到公共产品投资与建设中来，壮大和提高整个社会对新增人口的承载能力。
还需指出的是，从幼儿成长为劳动力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暂时“断崖”的情况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转移到全要素生产率上来，如真实的制度变革与强大的技术革新等。另外，即便是未来中国生育率提高并最终生成增量劳动人口，经济的增长再也不能依赖人口数量的比较优势，而必须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的质量内涵优势，为此，在强化对劳动力培训的同时，要重点改革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调用充沛的财力与人力推进和壮大职业技能教育。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之门关闭的同时，打开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本为主轴的新人口红利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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