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文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升级加码的工业结构
追求产量扩张、低水平投资复制、产品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等等是中国工业企业留存在人们心中的鲜明印记，虽然过去五年通过“去产能”“调结构”等多方有力举措使上述病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却未能根本性好转。
化解过剩产能依然是“十三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主题之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氧化铝产能利用率为72.5%，电解铝产能利用率为78%，水泥产能利用率为71.3%，钢铁产能利用率为69.9%，煤炭产能利用率为68.3%，这些行业均是目前亏损最为严重的领域。平均计算，整个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6%，明显低于80—90%的国际合理区间。如此的负重和未解难题显然客观性地传继到了“十三五”。除了通过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输出带动国内过剩产能向国外转移外，“十三五”期间主要还将通过在国内强制性遏制产能盲目扩张、清理整顿建成违规产能、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等举措化解严重产能过剩的矛盾，同时将更多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通过推动兼并重组与资本联合的方式优化工业企业的产能结构，在此基础上提高行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
通过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容的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产业，进而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将是未来五年中国工业领域最令人心动的一部大戏。为此，国家将加快推动云计算、物联网、增材制造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采集并对接市场需求，推进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柔性化改造；同时，制造业骨干企业也会主动加强与互联网的紧密协同，促进生产、质量控制和运营管理系统全面互联。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也将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构建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市场需求的集聚与对接，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加快全社会多元化制造资源的有效协同，提高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
“十三五”正是《中国制造2025》启动的第一个五年，即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的第一个五年，因此，除了对存量结构进行调整以及借助信息技术力量改造传统工业企业外，国家还会通过创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园区的方式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包括对先行制造业集聚区进行改造提升，建设一批特色和优势突出、产业链协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在此基础上，推动工业企业和大项目向集聚区集聚，引导各种创新要素向园区和基地集聚，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决策层还会协力促进工业园区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制造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同时对产业聚集区重大科技领域如柔性制造、极端制造以及微电机系统中的先进技术研究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以促进企业创新。
转型升级的结果是高端产业的涌现与壮大。经过最近十年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化推广，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高铁、核电等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并且在经过国内较为成熟的产业化运营之后，配合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凝聚高技术、产业化配套及运营管理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中国还在量子通讯、超导研究、3D打印、超级计算机等等工业项目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中国高端制造业正整装待发，并在接下来的“十三五”时期阔步走向全球。
大步提速的服务业
截止到2015年9月底，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而且早在两年前服务业占GDP之比已经超过工业占比，这应当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里程碑成果。不过，与国外服务业占比动辄达70%甚至更高相比，中国服务业依然显得体量不够。不仅如此，中国大量的就业人群多集中在中低端服务行业，而中高端服务行业的就业人群数量相比发达国家仍较少；同时，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作为一个量化目标，“十三五”期间将服务业的实现占比提升至53%以上应该不成问题。
为此，值得期待的后续政策有：进一步放开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将服务业领域的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打破现代服务业的垄断和管制，为社会资本释放更大的腾挪空间；通过完善财税政策、强化金融创新和健全价格机制等措施，创建服务业聚集的平台，进而引导生产服务业在区域间形成合力的分工协作体系和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性聚集发展等。
信息经济将是“十三五”期间在服务业领域大展拳脚的一个新角色，包括：伴随着“互联网+”的能量辐射，云计算服务企业、大数据服务企业、3D应用服务企业等将鳞次栉比地竞相涌现，它们或成为为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应用支持平台，或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产品定制、认证认可、质量诚信提升等解决方案。到2020年，国内将培育出10家国际领先的大数据核心龙头企业，500家大数据应用、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在带动管理方式变革、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的同时，将极大地伸展整个服务业的价值空间。
分享经济也是“十三五”期间服务业的又一个全新业态。这种建立在对社会闲置资源开发利用并让参与者互利互惠的新经济业态上，不仅能够提高存量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而且能够遏制一、二产业产能扩张的冲动，并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扩大生态文明的张力。由于分享经济自身具有延展性和投资成本较小等特点，未来极有可能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并将成为互联网时代创业与经营的主流商业模式。不过，与美国分享经济已占GDP的0.1%相比，中国分享经济则刚刚起步，未来五年将有更广阔的伸展空间。
借助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从而壮大国内服务业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政策主基调。虽然过去五年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均出现逐年递增态势，但服务贸易逆差却是一个长期未见逆转的事实。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提高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产品的出口和国际竞争力。可以期待的是，“十三五”期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会加倍提速，人民币成为全球主流货币指日可待，由此所带动的中国国际金融服务能力将显著加强。另外，伴随着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走出去，中国的劳务、维修以及技术输出量也将明显放大；而在中韩、中澳以及中美投资协定达成之后，国外金融、证券、旅游、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服务也将迅速进入中国，成为拉动中国服务业的重要力量。
通过改善消费需求结构来刺激服务业的发展同样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亮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已上升到58.4%，而且随着“二孩”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还会形成新的消费增长力。这样，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扩大与引导居民消费来达到促升服务业的目的。如降低税费和完善基础设施，支持和规范电子商务发展，促进绿色消费；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引导和鼓励旅游休闲消费、文化消费、体育消费；优化生活服务业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养老服务等。
铿锵落地的战略性产业
转型与升级是在整固既有制造业资源的底基之上重塑中国产业新的竞争优势，而抢占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中战略制高点则是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增量再造。
智能化制造：即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不仅能够加速中国机械产品向“数控一代”和“智能一代”的发展进程，而且能够使制造业更快地向集成制造发展，全面提升产品设计、制造和管理水平，同时还能大大促进规模定制生产方式的发展，深刻改革制造业的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主要在优势行业以重点企业为主体开展智能制造应用示范，重点大力发展数控系统、伺服电机、传感器、测量仪表等关键部件和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制造装备等关键装备；推进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数字化企业的建立与应用。这样，到“十三五”结束，中国制造业重点领域智能化试点示范项目运营成本降低3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30%，不良品率降低30%。
绿色制造：即推动制造业的绿色化改造与全产业流程的绿色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目前依然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模式，为此，“十三五”期间要在全面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轻工、印染等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的基础上，加大绿色产品研发应用的力度，重点推广轻量化、低功耗、易回收等技术工艺，加速落后机电产品和技术的淘汰进程。与此同时，国家将加快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同时加快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收及物流体系。除此之外，还将强化绿色监管，健全节能环保法规、标准体系，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形成一套严整而富有强大约束力的绿色评价体系，由此驱动中国绿色制造体系的全面建立。
人才高地：即推动中国工人转型升级为中国工程师。按照欧美发达国家高级蓝领工人的比例测算，预计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高级蓝领工人的缺口将达到3000万人，特别是在操作层面缺乏众多文化素质高、技术精湛的优秀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因此，除了培育造就一批优秀企业家和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之外，更应该将高层次、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为人才高地打造的重点。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与培养的优良环境。为此，“十三五”期间，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至2.5%，重点形成15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规模以上制造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要由2015年的0.95%提高到2020年的1.68%。最终打造出创新驱动和绿色驱动的中国经济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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