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
2011年，我为了写一部有关中共党史的电视脚本，专门去福建山区跑了一个月。在考察途中，一家博物馆保存的旧报纸引起了我极大兴趣。那张报纸记录的是1933年闽粤赣革命根椐地庆祝儿童节的生动情形。让我吃惊的是，早在70多年前，生活在红色苏维埃政权下的孩子们在仪式上喊的口号，竟会与今天中国内地中小学青少年喊的口号一模一样，都是“时刻准备着！”
昨天与今天，为什么会有如此亲密的联系？对此，我没有深究。但我知道，当年“红小鬼”胡耀邦在中央苏区担任团中央儿童局刊物主编时，那份刊物的名字就叫《时刻准备着》。有趣的是，胡耀邦在即将付印这份刊物时忽然感觉封面不够饱满，显得空空荡荡。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在封面上搞个名人名字的猜谜游戏。第一个谜语是“抬耳向上”；第二个是“精通往事”；第三个是“谁是雇农”。谜底呢?分别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大领导”：张闻天、博古、何长工。
这种近乎孩子气的活泼、不拘一格其实是一种纯洁、一种不囿俗规。这种清新作风贯穿了耀邦的一生。在延安，毛泽东点名让“红小鬼”胡耀邦给“抗大”编份理论学习刊物，而且鼓励他大胆约稿，不怕争论。耀邦当即说：“那好，我就先约主席写一篇吧!”大个子的毛泽东听罢，指着小个子的胡耀邦哈哈大笑。事后，毛泽东果然履约，交出了一篇好文章。这篇文章就是鼎鼎大名的《反对自由主义》。
胡耀邦之所以会有以上作为，恐怕还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信念：一个有理想的政党应该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尊卑贵贱的森严等级，更不需要尔虞我诈的权谋。年龄长幼、资历深浅、经验多寡仅仅会有责任有异，分工不同。这种纯净的心态决定了他的工作状态与处世准则。也决定了他生前的命运和身后的荣辱。
耀邦虽然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了，但我一想到他，耳畔都会响声一片童声合成的“春雷”：“时刻准备着!”那是我辈青少年时代的“春雷”，胡耀邦与这“春雷”一起活在人民共和国的童贞年代！
“前进书记”
胡耀邦开始担任团中央书记时，正值人民共和国的草创岁月。那是一个物质匮乏但精神充实的年代，是一个困难重重但不断向困难进军的年代，更是一个人人讲奉献、人人惟恐奉献太少的年代。
我在翻阅有关胡耀邦的史料与文稿，特别是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讲话、发言时，“发现”他有近一半以上的重要讲演和报告，都在标题上用了“前进”二字。我曾半开玩笑地对其长子胡德平大哥说：“你父亲可取名‘前进书记’。”他略带疑惑。我说，请看事实——
1953年他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标题是《在工业战线上前进的中国青年》。 一个月后，在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工作报告定名为《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中前进》。
1956年1月胡耀邦广播讲话的标题是《朝着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同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又做了《引导我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的发言。
1957年，他在《中国青年》发表题为《中国青年坚定地沿着十月革命的伟大道路前进》。同年，他给部分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做的报告是《眼光远大坚决前进》。
1958年春季，又做了《思想解放勇敢前进》的报告。
195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的演讲。
“我们的祖国正在胜利前进，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胡耀邦在说“前进”，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探索的人。正因如此，他才会把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性地比作“新长征”。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他提出“新长征”时，并非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也不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是在这之前的1975年。
当时胡耀邦协助邓小平主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在那年10月24日全院青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他说，这个新的长征要求我们的，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骂我们!”这些话今天看似平常，但在那个动辄就被诬为“唯生产力论”的极左年代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要知道，当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信条犹如粗大锁链，仍然紧紧“梱绑”着人们的思想。四人帮搞的社会文化的法西斯主义依然横行无忌、十分猖獗。在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机器看来，搞现代化，不但是大逆不道，简直就是离马列主义之经、叛毛泽东思想之道，“反动透顶”。耀邦不信这个邪，他照样胆气十足地大讲他的那个搞经济建设的新长征。耀邦十分明确並且风趣地解释道，“老长征”的雄心壮志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而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征的雄心壮志是什么？那就是“不入世界前列非好汉”!
耀邦发生的这个心愿实现了吗？笔者以为，部分实现了。尽管中国眼下与完全实现的距离，还远、还远……
把心留给你们
上世纪六十年代，胡耀邦决定选北京大学一个团支部作为自己抓工作的“直接联系点”。这个“点”最后定为北大中文系59级语言班团支部。之后，他在一年之内就与这个团支部的学生有了5次之多的见面谈话。可是不巧，仅过一年，胡耀邦就奉命调往湖南省工作。临行前，深感遗憾的他给青年们留下一封信。信中写道：“再见了，同学们，我把心的一部分留给你们。”他许诺要在大学生毕业时再仔细地交谈一次。耀邦绝不是在做表面文章，他的情是真的、话也是实的。1964年，当这个班的大学生就要毕业时，已经离开团中央在外省任职的胡耀邦利用回北京的机会，真的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他问：“你们班有多少人?”“38个。”“好，加上我，就39个。”学生们正要高兴地鼓掌，耀邦突然发问：“我们39人是不是一条心?”大家答：“是啊。”耀邦正色、大声说：“对，我们是一条心，跟共产党一条心!”
胡耀邦曾经表示，在向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的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让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吧!”
有人曾经问他，文革结束后，他力排众议不怕风险，以非凡勇气和魅力去平反冤假错案，动力来自何处？他说源于信任，“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能把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人赶跑!”耀邦懂得：留人先留心，只有以心换心，才能心连心，才能万众一心。
退钱与退“名”
前几年，因为要找德平同志谈事情，所以其父在北京富强胡同和会计司胡同的两处住所我都去过。说实话，这两处住所的简朴程度是令人吃惊的。房前房后、屋里屋外虽然十分整洁，但毕竟用的是几十年未换的家俱、铺的是化纤地毯。惟一可以用财富来形容的是那里丰厚的藏书。我每次告别后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不用说拿这套总书记的住宅与白宫、白金汉宫、冬宫相比，就是与今天中国一些当红演艺界人、土豪们的私宅相比，也有天壤之别吧!或许，在耀邦心中，惟俭朴与清廉才能与公众保持永久的精神相通。 1961年1月，胡耀邦亲笔给家乡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写了一封信。起因是自己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到北京办事，用公款作路费并带来了生产大队买的土特产。他在信中写道：“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送来的冬笋和芋头，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写到这里，耀邦颇动感情：“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与这种“一万次请求”同样真诚的是他在中共“八大”召开时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这封信也是要求“退”，不过不是为了退钱，而是为了退“名”。起因是胡耀邦不愿意当中央委员。信中说：“今天上午，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里的时候，从心底发出了无限的痛苦。”他在信中写道，我并不是在有意低估自己，而是这样一来“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名单里去。”
如果说，前面那封写给家乡父老的信，反映的是他物质上的朴素；那么，这封退“名”的信则记录了他精神上的朴素——真正的谦虚。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曾这样“表态”：“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对耀邦的这一表态，邓小平当即“点评”一语中的：“胡耀邦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
1986年4月，胡耀邦曾改写过一副对联，以铭心志。此对联是“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耀邦夫人李昭在一封信中说，耀邦从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过渡人物”，这是一个多么谦逊又多么具有深刻内涵的词汇。过渡其实就是桥梁。在中国起伏跌宕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充当“过渡”充当桥梁，何其光荣，又何其不易！胡耀邦是一位竭力把一个革命政党转化为合格的国家执政党的“过渡人物”。他以自己的浓郁的人性美和深刻的人性关怀一扫官场政治的无情和冷漠，在中国公众的心中架起了是一座从专制迷信黑暗走向民主法治光明的桥梁。他的这种历史角色和人格力量必然会裹挟太多的时代风云，而他本身也必然会成为了中国改革时代的风雷与闪电！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