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把抓最敏感、最急迫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受命于艰难之际
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与他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大胆积极的态度有关。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管常务工作的副校长。他组织人撰写《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亲自对这篇文章作了17次修改。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遭到当时中央组织部领导人的消极抵制，他们诬蔑这篇文章是一株“大毒草”。这种态度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贴大字报申斥，有些老干部的大字报通过《人民日报》社转到了中央常委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
上任伊始，胡耀邦在12月15日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八个字：“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郑重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第二、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第三、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会上，胡耀邦富有感情地说，那些年老体弱的同志，要派车子将他们接到部里来谈；卧病在床的同志，我们应该主动上门同他们谈；对那些来访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应该首先邀请他们坐下，泡上一杯茶，如果到了吃饭的时间，还应该请他们吃顿饭。一次谈不完就谈两次、三次。会后，胡耀邦将中央组织部靠边站的干部杨士杰、曾志、陈野苹等请回来，重新安排了工作。陈野苹奉命负责老干部接待小组，胡耀邦要他“大胆地干”，并且表示：“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这时，胡耀邦接到原五机部副部长吴皓的夫人张明给中央的信，反映吴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后，迄今还未作结论，骨灰放在家中，孩子不能入党、参军，婚姻问题也深受影响。全家人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对此，邓小平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情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胡耀邦立即指示：“家属的正当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应接受和解决，骨灰安放事宜应尽可能满足家属的合理要求（包括悼词内容）。”
很快，张明反映的问题获得圆满解决。
从疑难案例入手
“文化大革命”中影响全局的冤假错案之一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６１人叛徒集团案”。在这61人中，“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从冤案造成时起，就不断有人为此进行申诉。1977年12月8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成员之一——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
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作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６１人叛徒集团案”的突破口。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平反冤假错案必然会涉及到毛泽东的错误。有些高级干部责问说：“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有人声称：“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中央一位副主席说：“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
胡耀邦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私心杂念。有私心杂念的人，过去办了一些案子，伤害了不少人，现在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这些人口头上说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
针对当时召开一次全国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都很难落实的情况，胡耀邦决定：既然不准召开百人以上的大会，那就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的小型会议，叫“疑难案例座谈会”，让部分省、市、自治区带一些疑难案例来。
从1978年2月到4月，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胡耀邦先分3批召集了28个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门同志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解决了118件疑难案件。然后又分3批召集了中央各部委同志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解决了74件疑难案件。
在这些会上，胡耀邦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四条标准：一、没有结论的，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年老体弱的要妥善安排；三、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作好；四、受株连的家属子女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在胡耀邦大力推动下，中央国家机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以“两个不管”之矛，对“两个凡是”之盾
在为案件平反面临种种压力时，邓小平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６１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在得到邓小平等的支持后，胡耀邦指示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61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他还叮嘱道：此案关系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接受复查任务后，贾素萍等4人四处奔波，走访当事人。短短几个月，他们走访了案件所有健在的当事人，并且查阅了中央档案馆有关这些人的材料。
针对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种种阻力，针对“两个凡是”，1978年9月20日，在中办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两个不管”的原则：“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这个观点虽然获得与会大多数人的热烈赞同，却受到了会议主持人的阻挠和刁难，不但当场提出种种指责，而且规定不准向下传达，从“会议文件中删除”。尽管如此，与会同志还是很受鼓舞，当晚就把他讲话中“两个不管”的精髓，用长途电话传了回去，这在各地引起了强烈共鸣。
胡耀邦在起草这篇讲稿时，表现了他特有的风格。前两部分是听取了汇报后，坐在中组部小餐厅木凳上，一字一笔撰写的。后一部分则是伏在客厅的茶几上，亲自执笔，字斟句酌，和大家讨论修改的。面对当时很大的阻力，胡耀邦一方面坚持原则不妥协，同时在用词上、呈报程序上，认真研究，精心推敲，尽可能做到确凿、确切，表现了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的领导艺术。
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1978年11月20日，胡耀邦同贾素萍等起草了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送给中央。报告指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
1979年1月15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和中组部的干部上下一致、聚精会神，奋力为平反冤假错案拼搏。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任职13个月，平均每天处理的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最多的一天处理了200封来信。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干部回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仅胡耀邦批给干部审查局处理的信件就有902封。他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召开各种会议20多次；下发文件40多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十几篇；在他领导下创办的《组工通讯》出刊30多期，发表了近10万字的政策评论。1978年一年，中组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到1978年11月底，仅总后勤部就撤销了113个假集团案，为2754名被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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