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重重的观望情绪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定“集中3年时间对中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经济特区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创建起步的。为了搞好调整工作，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
1982年初的一件突发事件对特区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针对当时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以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常委的批示，中共中央1982年1月11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级党政军采取紧急和相应措施，严厉制裁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领导干部。同时，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
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批评和非议特区的言论，有些尖锐的程度甚至到了要求中央取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停办特区的程度。
但特区本身发展态势是可喜的。中央是支持特区的。1982年10月30日，陈云在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上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纪要》就办好特区提出10条方针。
不过，特区面临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1982年12月20日，已经77岁高龄的中顾委委员章蕴在给胡耀邦并邓小平的信中反映特区建设中遇到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地干部群众希望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把手脚再放开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不要多变。信中呼吁对制止滥发奖金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成“有限制的多劳多得”，以致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邓小平看了胡耀邦转给他的这封信后，22日马上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2月31日，章蕴第三次给胡耀邦、邓小平写信，反映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效果很好，“但要循此继进，则困难重重。仲夷、田夫、灵光等同志为此很伤脑筋”。问题主要是一年多来特别是1982年以来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广东特殊、灵活余地越来越小，步子越来越迈不开。
1983年1月1日元旦这天胡耀邦圈阅了这封信。邓小平则更重视，他在1月3日作了批示，提出意见，表明态度：“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
总之，在特区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一时间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对特区的发展前景心中无数，存在观望、迷惘的情绪。这无疑对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利的。
给特区总的评价：比较出色地贯彻了中央的意图
在这种背景下，1983年2月7日至9日，在党的十二大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喜出望外，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陪同视察。
2月7日，胡耀邦一行抵达深圳。刚到住地，胡耀邦就催促着要出去走一走，先参观后听汇报。这一天，胡耀邦参观了罗湖商业区、上步工业区、渔民村、小梅沙等地方。正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深圳，到处呈现出沸腾兴旺的景象，这里不仅五星红旗还在，而且由多种合作形式构成的全新的特区经济充满活力。胡耀邦所到之处，接触过的干部职工异口同声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求加快特区建设步伐。经过一天的参观，胡耀邦心头的喜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2月8日早晨，胡耀邦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工作人员看到他背着双手一圈一圈地走着，不时地停下脚步凝视沉思。
上午9时30分，胡耀邦精力充沛、神情轻松地快步走进听取汇报的会场。他同任仲夷、刘田夫、林若、吴南生以及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梁湘、周鼎等一一握手之后，看到与会干部几乎全都穿着深色卡叽布做的四口袋干部装，突然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怎么还没有一点变化？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经常要出场，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老是过去的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变化；来你们这里投资担风险，不放心。”他转过身对市领导们说，你们深圳要转变观念，可以自己先特起来，让干部和工作人员穿得好一点。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快人快语：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会场气氛由此变得轻松活泼。
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市委书记梁湘向胡耀邦汇报深圳特区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详细介绍了特区的建设规模和中期发展目标。他说，到20世纪末，深圳特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100多亿人民币。
胡耀邦听后高兴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相当于现在的广州，超过现在的重庆市，1982年重庆只有67个亿。梁湘还具体汇报了三年来深圳特区经济增长的数字：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亿元，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5倍，农业总产值1.35亿元，增长17.6％；地方财政收入1.63亿元，增长3.6倍，三年间安排了3万多人就业。
胡耀邦听后问道：你们有没有向中央报告你们的成绩？任仲夷回答说：我们想等到情况缓和一些，上下认识比较统一后，再向中央系统报告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胡耀邦勉励说：我看你们搞得不错嘛，应该说很有成绩，已经闯出了一个新局面。我给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贯彻了中央办特区的意图。现在你们应当身心愉快，大胆工作，勇于创新。任仲夷插话说，我们只要求两句话：成绩是主要的，特区还要继续办。
这是特区自创办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特区第一次作出的正面评价。此后，凡是到中国来的党内外宾，胡耀邦都主动介绍他们到深圳特区去考察。
胡耀邦接着说，深圳的同志们是努力工作的，为特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区是新事物，要允许探索，以后还要继续摸索，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遇到的许多事情都是新问题。中央要求你们要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不要把内地陈旧落后的东西照搬进来。你们要敢于创新，有些事情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责任，有些事情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的。
当天下午，梁湘接着汇报特区建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特别谈到邮政电信建设滞后是特区的一大难题。外商投诉最多的是装不上电话，现有的电话也经常不通不灵。梁湘希望批准他们与香港一家电信公司合作，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电信技术设备，加快特区的电信建设。但当时国家邮电部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与外商合作对国家的保密工作不安全。
胡耀邦听到这个情况感到十分意外，他批评道：有些部门总是喜欢保护自己落后的东西，他们对本部门陈旧落后的事物，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不去管，卡人家却很有办法。深圳提出来的方案，我建你管，为什么不能干？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建成现代化的通信设施，搞好了交给你邮电部来管，你收不收编？办特区是全国的事情，不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总是要讲道理的嘛。
胡耀邦转过身对陪同视察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事情要立即查一下，问问邮电部为什么不能干，为什么不给收编？
陪同视察的有关工作人员立即拨通了北京电话，向邮电部领导传达了总书记的批评和意见。邮电部闻过即改，一位副部长很快赶到深圳商讨加快特区电信建设的方案。
地处罗湖区边沿的渔民村，是深圳特区创办后最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村。汇报会上，胡耀邦说，特区农民富裕起来后，要引导他们向城市化方向转变，要重视利用农村资金，解决资金出路；要组织农村的专业户、富裕大户，把钱用到开发性的投资建设上来。
胡耀邦这个意见与他参观渔民村的感受有关。胡耀邦之前到渔民村登门看望了老渔民吴柏森。当吴柏森说一家的收入去年1万多元，今年收入2万多元，明年3万多元时，胡耀邦问：你们用不了那么多钱，怎么办？吴柏森说：再办工厂、修道路、搞文化室，还要盖一个大饭店；再用不了，就存银行。胡耀邦说：你也应该穿得好一点嘛，希望你们干出更大的成绩来。
在汇报会上，胡耀邦指出，农村的自主权扩大以后，专业户、富裕户会大批涌现。我们要注意防止“红眼病”，保护农村的专业户和劳动致富的农民，同时也要引导富裕起来的农民有了钱搞长远建设，发展现代化农村经济。
会上，胡耀邦建议有关部门重视研究农村的税收政策问题。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制订一个好的税收政策，这样就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就会欢迎拥护我们。
另外，胡耀邦还特别强调特区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他说，特区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高楼大厦建得再多再漂亮，也不能说特区搞好了，成功了；特区必须建设成为文明城市，环境美化，人的精神面貌、社会风气、治安秩序、机关作风等都要有全新的气象。
英雄出自少年郎
2月9日上午，胡耀邦来到蛇口工业区，受到干部职工的热情欢迎。他首先观看了纪录工业区移山填海搞基础设施建设的电视录像，然后听取工业区创办者袁庚的汇报。
袁庚说，到1982年底为止，工业区完成1.2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工程，实施“五通一平”，打下吸引外商投资的良好条件。目前，工业区已建成27万平方米的商住楼宇和厂房，已有42家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开始投产。
胡耀邦听后满意地鼓励说：你们不仅要办工业，更要大胆搞改革。
袁庚接着说，目前打算着手彻底改革工业区的领导机构、人事干部任用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工资福利制度等。已确定到4月采用职工直接投票选举的办法，产生工业区新的领导班子，让有专业知识、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在工业区管理机构中占优势，平均年龄不超过45岁。新班子组成后每半年进行一次职工信任投票，达不到过半数职工信任票的班子成员，随时改选更换。
胡耀邦赞赏地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你们要用搞“五通一平”一样的决心来搞改革。
最后，袁庚特意把两位刚从大学毕业被招聘到工业区的青年介绍给总书记，胡耀邦与他们握手，询问了他们的年龄和所学专业，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出自少年郎。你们是少年郎啊，特区是个新舞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你们要有大作为。
结束了蛇口工业区之行后，胡耀邦离开深圳返回北京。
胡耀邦的深圳之行，实际上为一年后邓小平视察深圳探了路。
1983年4月，中央主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谷牧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胡耀邦对特区的评价“我看这话公正，我同意这个评价”。在此前后，陆续又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到深圳视察工作，都给予了好的评价。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
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接见日本记者时再次强调：“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他的喜悦振奋之情，溢于言表。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这是特区发展史上里程碑的事件，直接促成了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初步形成。1984年中国的春天，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绚丽而灿烂的春天而载入史册。
1984年5月，胡耀邦在专程来深圳为南共联盟代表团送行期间，特意题写了他一年前说过的“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顺序进行了调整，改为：“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这十六字方针很快成为深圳特区大干快上的冲锋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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