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胸怀坦荡，按原则办事，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中国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楷模。
一代“皇兄”是农人
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比他大4岁，在老家务农，几乎每年都到北京看望弟弟胡耀邦。
1984年，岳阳县物资局经理胡政到中和乡苍坊村胡耀福家看了看。他为胡家的清贫而震撼，回去向岳阳市委领导反映了胡家的情况。这位领导对胡政表示，在可能的范围里对胡耀福应该有所关照。
当胡政再一次来到胡耀福家的时候，他问胡耀福的儿子胡德资，把你安排到岳阳工作怎么样？胡德资说，可以呀。
过了不久，胡政传来话说，已把胡德资安排到岳阳轻化公司当副经理，妻子叶秋娥可以到岳阳市委招待所当服务员。
胡德资听了满心欢喜。正要办理手续的时候，那位领导同志的妻子去北京见到了胡耀邦。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告诉胡耀邦，你哥哥家太困难了，所以给你的侄子德资安排了工作。
胡耀邦一听就震怒了。他马上从饭桌前站了起来，打电话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推翻全部事情，严令对主事的那位领导进行处分。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胡德资工作的事。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你们背了我的牌子，乱搞！”
看着胡耀福还不明白，胡耀邦明明白白地说：我已经批评那位领导了。
胡耀福一口否认是自己去找人开后门的。当渐渐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胡耀福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了，说：“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德资一个中学生就不能当工人了？”
胡耀福越说越气，说了过头话：“别看你是总书记，我是你哥，该教训你照样教训你！”
胡耀邦毫不相让，说话声音大了起来。这年，胡耀邦69岁，胡耀福73岁。
警卫员在外边听到里边兄弟两人吵架，急得要进屋拉架，被李昭制止了。她说：“人家兄弟吵架，一会儿就好，你不要去管。”
果然，只一会儿，胡耀福怒气冲冲走出来，投奔女儿胡素贞去了。
兄弟毕竟是兄弟。胡耀福说过些气话也就算了，谅解了弟弟。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资，从此在乡间务农，一直是个普通农民。胡德资的儿子当兵，在北京服役，几年服役期满，也回家乡当了农民。
1988年11月下旬，胡耀邦到长沙休养。他吩咐随行的侄女胡素贞，回一趟浏阳老家，将哥哥胡耀福接到长沙九所一起住几天。这次与哥哥见面，胡耀邦的亲情、乡情都被搅动了。几个月后，他去世了。
1992年9月，浏阳农民胡耀福辞世。乡间农民送上一幅带着泥土气息的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6年处理两千件人民来信
自1979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到1985年7月的6年多时间里，胡耀邦批阅人民来信两千多件。这一封封批阅过的信件，体现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6年来，胡耀邦在到基层考察的过程中，在旅途的飞机、火车上，在党的重要会议的间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都要挤出时间阅读群众来信。他说：“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
1981年12月，湖南省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四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面玩耍时突然不见了。金佑生一家人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上、电台上刊登并广播了寻人启事，还跑到湖南、山东等省、市的二百多个县寻找，时间用去六百多天，行程达三万多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信。
1984年1月，胡耀邦同志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助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同志的随行人员。
“胡耀邦同志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人的事吗？”金佑生忐忑不安。没想到，五天之后金佑生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这喜人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胡耀邦同志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1984年10月，胡耀邦案头放着20多封河北省农民要求帮助买汽车、办交通的来信。胡耀邦读后不但就怎样解决农民办交通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意见，而且深刻地写道：“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国营企业人员利用物资短缺情况搞囤积垄断，用高价敲诈勒索群众。一个是一批国营企业人员自己不会经营，利用国营招牌，排斥打击个体企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有关部门都要抓一抓。”之后不久，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农民办交通的若干政策规定，农民办交通在各地兴盛起来。
同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他在锦州市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一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要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到锦州去看看，过问一下这件事。
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同志一起了解了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韩仲元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回到北京，向胡耀邦报告了对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胡耀邦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访部门的报告上，他又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胡耀邦向来看不惯那种下去巡视调研为讲排场显威仪不惜扰民的“衙门老爷”作派。1979年，某市为了迎接中共中央某高层领导，在行车路线的半个城内戒严了3个小时。有人将此事状告时为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他闻之大为光火，谴责某市领导“为了一个领导人的某种方便，竟然置人民的生计于不顾!”并在情况简报上批了8个字：“行为恶劣，无法无天”，责成当地领导认真检讨。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在6年任期中，跑遍了全国1600多个县。每次外出调研视察都坚持轻车简从，带一二辆面包车，几个工作人员，悄无声息地上路，尽量避免惊动地方官员。
1985年秋，视察西北时，胡耀邦和工作人员住进一个兵站，随行人员安置好之后便去玩牌了。过了一会儿，当秘书去看他时，房内竟没人，于是随行人员紧张地四处寻找，结果在一里多地外一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看见胡耀邦正盘腿坐在一户农家的炕上，跟一群老汉们聊得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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