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樊京辉在叙利亚被绑架后，遭ISIS武装分子杀害风波未平，11月20日马里巴马科丽笙酒店袭击事件中，中国铁建国际集团3名管理人员又在劫持过程中遇难。
樊京辉被杀害消息传出后，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APEC会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国公民被恐怖组织杀害事件发表讲话。他说：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活动。
近年来，随着国门的开放，出国人数的攀升，中国公民的境外安全事件也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绑架也早就不是个例。许多人可能要问的是，中国一贯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像一些西方国家经常卷入国际事务纠纷，为什么还屡屡发生公民被绑架事件？
实际上，绑架案的发生有多种原因，何况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即使在国际上不招谁惹谁，被动地卷入国际公共安全事件已是在所难免。
何种情况下发生人质事件
大多数中国人被劫持事件都发生在政局不稳定地区，常见发生绑架事件的国家如伊拉克、也门、巴基斯坦、菲律宾、尼日利亚等。这些国家，有的常年陷入内乱和战争状态，有的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中央政府，有的经常出现局部骚乱。
上述国家和地区经常登上外交部的安全警示名录。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那些地方这么混乱，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冒着危险漂洋过海前往？答案是海外劳工。因为在海外务工的收入相对丰厚，而中国企业近年来又纷纷谋求在海外布局，为一大批有意愿从事海外务工的人创造了条件。数据显示，仅2013年上半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出国劳务人员就达到22.6万人。
而在出国务工人员中，从事基础性工作的建筑工人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国路桥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等大型公司均遭遇过员工被劫持事件。这些赴海外的务工人员往往不掌握当地的语言，也不会使用通用的英语，沟通能力差，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其次，中国出境旅游的游客数量呈几何阶数增长，尤其因为自由行游客的增多，让游客也成为了被绑架目标之一。他们中很多人独自在异国他乡旅行，有的还孤身进入了危险地区，自我保护能力差，有的甚至在被绑架后也没能对外传出消息。即使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这样的常见旅游目的地，也会在一些政府控制力薄弱的地区发生劫持事件。更何况，一些中国人在近年来尝试不一样的目的地，比如2014年5月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中国公民绑架案，被绑架者当时正独自骑车旅行，直到一年多后他才被释放。
此外，海上人质事件更让人防不胜防。被绑架者往往为从事远洋捕鱼作业的渔民，索马里、喀麦隆等地区水域则是这类绑架事件的多发区。由于渔业组织国籍的复杂性，出现中国渔民被绑架的案件，有的船只或船主属于第三方的国家和地区，有的则是船只和船主都属于中国。不管如何，有中国籍渔民卷入海上人质事件，中国政府都会迅速做出反应并布置营救方案。
他们为什么绑架中国人
从公开报道的案例来看，有组织的绑架在中国人被绑案件中占大多数，只有少部分绑架事件是绑架者的个人行为。反政府武装、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在绑架事件中扮演了最主要的作用。对中国人的绑架，一些组织是出于政治诉求，借机向所在国或中国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有的组织则纯粹出于经济目的，通过绑架索取赎金来维持组织自身的运转。
因为中国政府很少实际卷入当地矛盾，所以如果是武装力量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诉求，更多是主张性的，而无关具体行为。比如，2005年1月，8名在伊拉克从事建筑工作的中国公民被绑架。绑架案发生后，美联社收到了绑架组织的录像带和字条，声称自己是阿尔－鲁曼旅（Al-Numan Brigades）。录像中，8名人质在一个小土砖建筑前站成一排，手举各自的护照对着镜头。武装分子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48小时内表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就将杀死人质。不过与此同时，这些武装分子也表示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参与伊拉克战争，这些人质很可能会被释放。
借绑架外国人的动作向本国政府提出要求，也是实施绑架的一大目的。2001年9月23日，中国路桥公司驻也门首都萨那办事处的一名员工在出门散步时被绑架。绑架的主谋是一名前政府雇员，因为政府强迫其提前退休，才伙同他们策划、实施了绑架事件。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尽管实施了绑架行为，让也门政府大伤颜面，绑架者却声称，只要也门政府恢复他在政府部门里的原有职位和待遇，他就立即释放中国人质。
不容忽略的是，一些国家的政府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绑架事件。2013年5月5日夜间，一艘载有16名的辽宁渔船被朝鲜持枪者扣押。他们将中国渔船押往朝鲜海域扣留并索要60万赎金。《环球时报》报道称，这并非朝鲜军方首次扣押中国渔船，一名知情者表示，2013年仅丹东市就先后有3艘中国渔船被朝鲜扣押，其中2艘交“罚款”后释放。劫持者虽然行径像海盗，但其身份，就是听从朝鲜当局命令的现役军人。
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绑架事件，事后被证实是绑架实施者“弄错了”。2014年4月11日，7名中国务工人员在伊拉克费卢杰至摩苏尔的公路上被绑架。因为双方之间无法沟通，绑架者还临时绑架了几名路过的医疗人员做翻译，才搞清楚自己绑架的是中国人。这事还惊动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他指示中国外交部们尽最大努力进行营救。然而，第二天绑架者就将中国人释放了，他们的说法是：本来打算绑架日本人，弄错了。
怎样营救被绑者
武力救援、施加政治压力和谈判协商（部分满足绑架者要求），是解救绑架人员的常见方式。在涉及中国人绑架的事件中，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协商方式解决人质危机，并适当向当地政府、绑架组织施加政治压力，通常并不主张主动实施武力救援。
首先要明确的是，完美的武力救援更多属于电影大片的想象，在现实行动中属于下策。即便是警察在国内解救人质，也会有很多风险，所以更别说特种部队跨国进行营救作战了。而且，让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进行武装行动，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愿意的。热衷于武力救援人质的美国，经常在行动中遭遇挫折。著名的失败案例是1979年11月美国66名驻伊朗使馆人员被扣，美国代号为“鹰爪行动”的跨军种联合秘密营救。
当然，对中国来说，不主动动武，并不意味着不具备相应的防御力量。在一些政局不稳地区，中国近年来已派出武警护卫外交人员，这些武警在肩负保卫使领馆职责的同时，也对解决人质危机发挥过不可缺少的作用。2014年7名中国人质在伊拉克获释时，武警特战队员第一次动用了轻机枪，保卫外交人员顺利接到人质。
实际上，动用“关系”，能谈判的就谈判，是政府处理绑架事件的习惯性方法。大多数解救人质的过程都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寻找中间人，例如部族长老等。而且，并不是所有谈判都由政府出面，有些谈判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由企业或民间机构出面。
2012年25名中企员工在埃及被绑架，事件迅速和平解决，和当地部落上层人士从中周旋，在当局和部落间搭起沟通桥梁，让后者不满情绪得到及时适当宣泄有很大关系。涉事公司中铁建中非建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要学会和各种人打交道，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当地的企业组织、地方长老，甚至是地头蛇，都要搞好关系。”
2007年6月，7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被宗教极端分子绑架，巴方原本准备武力解决，但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罗照辉与巴政府反复沟通，强调不能强攻，而必须谈判解决，最终经过“穆盟”主席等多方努力，以谈判方式化解了危机，7名人质均无伤获救。
通过当地媒体制造舆论攻势，也是解决一些政治性绑架事件的方式。2005年８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遭绑架后，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在当地电视台发表讲话，半岛电视台也播发了该台播音员就此问题与中国外交部官员的音频连线新闻。一家在伊拉克有很大影响的阿拉伯文新闻网站也登载了中国驻伊使馆的有关声明。这些讲话和声明阐明了中国一贯维护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利益的立场，让实施绑架的极端分子受到了相应的政治压力。
国际上普遍反对被绑人质所属国政府交付赎金，像美国政府，不仅仅自己从来不愿意支付赎金，而且还经常当其他国家的公民被绑时，向相关国家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不支付赎金。当然，也有国家私下支付了赎金，但不会公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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