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一个沉甸甸的年份。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的大阅兵就像一把重锤和一尊鸣响的警钟重重地敲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上。人们由此重温了70年前的国恨家仇，重温了赶走侵略者时含泪的欢笑，也记住了要为那些牺牲了的英烈们祭扫坟茔。
然而，让笔者感到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在轰轰烈烈颇有声势的纪念活动中，却很少有人提及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这段谈话曾因其内容回答了当时举国上下有识之士对中国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担忧而远播海内外，又因为谈话本身的前瞻性与预见的准确，即共产党取得全国性胜利而令人叹服。有趣的是，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仅十几天后，日本天皇就宣读了投降诏书。
为什么要重温“历史周期律”的对话
笔者认为，毛黄二人著名的“历史周期律”的对话之所以值得重温，根本原因是黄炎培提到的“历代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人亡政息、政怠宦成”的恶性的王朝更迭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洞穿力。更因为毛泽东对此疑虑的回答给了当时和今天的中国人以无限的政治遐想。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跳出恶性周期律的办法，那就是民主，用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来防止政权的腐朽与蜕变。而毛泽东所言的这个民主与社会进步、民主与权力“保鲜”的关系，至今也依然有着现实意义。它让几代中国人苦苦求索不息。迢迢然，逾70年，有如此深厚内涵的谈话，不值得好好纪念一番吗？
我与黄炎培先生之子黄方义先生相识多年。在电话闲聊中他有时会提到，某某中央首长在何时何地因何事体又重提其父与毛泽东的“周期律”对话。中央高层人士之所以会常常提到这次谈话，说明日理万机的中国政治家始终视扩大人民民主为一国之大计；也说明他们始终在对实现民主的阶段性加以评估、在对民主与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的关系上进行着不间断地考量。
然而，毛泽东70年前所言的那个可避免历史恶性周期重演的法宝，即人民监督政府的广泛而真正民主，要得以实施又是多少地不易啊。“文革”的粗暴践踏不说，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不是还有一批倾情各类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人士，依旧鼓噪出一股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思潮吗？为此我在26年前，就曾对毛黄的周期律对话专门写过一篇长文，此文后来被当时颇有影响的《新华文摘》杂志全文转载。在那篇拙文中，我粗略地介绍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发生的三次关于权威主义的大论战。并特别指出，持新权威主义观点的人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贬低，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统治者的论调非常接近。无非是“经济不发展民主就不能发展”；“中国民众素质差，扩大民主，国必乱”；“面对诸多社会矛盾冲突，急需强化政治行政思想之权威”等等。
如今，“新权威主义”早已偃旗息鼓，但在要不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不要大力提高公众的民主（监督与维权）意识，要不要大力推进与法治相配套的民主的制度化建设，要不要在社会生活中为加强舆论监督扩大媒体权限等等问题上，中国许多人包括一些有决策能力并对国家治理有相当责任的人，依旧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犹豫。在一些被称为具有理性思维的学者那里，也由于种种原因，在民主问题上同样有着相当的概念混乱与理论误区。
最近我听到两种很有代表性的言论。第一种论调说“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民主和促进经济发展没有相关性，倒是经济发展之后再实行民主，则往往更为稳固。”持这种观点的人竟抬出了一种有趣的新“两个凡是”，即“凡是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实行普选民主的；凡是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实行普选式民主的，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第二种论调则从社会转型说起，声称“传统社会实现社会转型的成功要素是有一个政治谋略成熟的最高领导人，而不是民主”。持此论调者还说，在民主的起步阶段，“只能是领袖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两种观点既有区别又有高度的一致。区别在于第一种是从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出发；第二种是从社会转型与民主的关系出发。尽管有这种区别但它们却殊途同归达到高度共识，那就是它们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发展与转型为第一要务，民主必须服从这个国运之大计。任何民主的空谈都是脱离现实国情的、百无一用的腐儒之见。
民主应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这种对民主的非议、诌议、贬议几乎已经成为了官场的通议，在某些官员甚至某些学者眼中心中，民主早就是令人厌烦的字眼儿。我不禁会想、会问，在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今天，在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第一轮改革的红利殆尽的今天，在中国与所有的金砖国家和“亚金砖”都遇到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困扰的今天，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必须以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的全面提升才会得到保证的今天，民主、民主化和民主的制度化建设，这些词汇、话语和语境真的要被作为政治废话和政治垃圾扬弃吗？
当然不是！不但不是，而且应该成为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力武器和强大的正能量。而要使之成为正能量，除了要拂去在民主认知上的种种污尘、扫去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步伐上的种种疑虑和一箩筐的似是而非的胡诌之外，最重要的要摆脱以往僵化的思维方式，以动态的思考来看待社会主义民主，还民主以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公众、有利于发展和创新的真身！
为了便于讲清楚什么是对民主的动态思考，有必要把剖析前面列举的两种观点作为反衬。
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实现与该国的民主进程割裂开来，认为只有工业化之后才能实行民主，这一观点的核心是把经济发展与民主看作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社会进程。依照这一观点，凡是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应该把民主搁置一边。在工业化实现之前，民主只应该摆放在精神的祭坛上。它只是一尊令人敬而远之，与经济发展和国家工业化没有丝毫关系的天神与圣书。另一种有关社会转型的观点运用的同样是僵硬的思维。此论认为社会转型也与民主化毫无关联。社会转型的成功与否仅仅取决于能否建立一种既高效又充满智慧的强有力的政府，仅仅在于能不能出现一位可以把控大局、充满谋略的杰出政治家。
从对以上两种观点的简略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尽管表面上振振有词，但其荒谬荒唐之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致命弱点就是犯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最不可原谅的通病，即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某一个方面加以孤立化和绝对化，而忘记了在历史发展中，事物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或强或弱或多或少的有机联系。只有懂得了这些有机联系，才会找到在历史合力引领驱动的社会发展执迹。忘记、忽略或者完全不懂事物间的有机联系，而想去总结什么“规律”，只能是南辕北辙的瞎搞、橡木求鱼的荒唐！
中国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
事实上，世界近现代史一再证明：工业化和民主化都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摆脱自然经济和宗法制社会，走向以大生产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共生物；是在社会进步和社会转型的震荡中应运而生不可分开的孪生兄弟；是生产方式上要求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在个人的命运要求挣断人身依附的枷锁的双重社会诉求。
社会民主化与国家工业化的这种共生特点，它们对社会进步提出的共生同向的诉求，决定了工业化与社会转型时，公众的民主意识，特别是公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监督意识都会有大幅度地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会给社会带来动荡，相反，却成了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和活力。从实质上说，工业化（包括今日的信息化）是社会生产力的飞跃，而民主则是对生产力中最积极因素——人的因素的巨大解放。从社会进步的综合效能来看，正是民主扩大带来的人的种种自由权（包括择业、居住、择偶等）让人的创造力与想像力得到巨大施放，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又得到了新一轮的发展。可见，工业化、社会转型和民主化绝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共融共通、彼此促进、互为补充的历史过程。
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欧洲和出席各类国际会议时，多次提到中国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诸位读者朋友可能有所不知，世界经济学界公认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共有十一、二条标准线。只有跨越这些危险红线，才能被称为成功。而在这些标准线里，就有一条是“能不能应对社会公众日益强烈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愿望”。换句话说，就是随着公众财富的增加、国家意识的增强和国际视野的扩大，公众的民主诉求必然会更加强化。如何应对这一民情，显然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要大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处理好工业化、社会转型，民主进程这三者间的关系，不恰恰就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一种有力检验吗？
民主是一种鲜活的东西、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一个与生产力相生相伴不可分割的东西。只要社会生产力存在不断提升、发展、换代、转型的不竭要求，把自己的本质定位于人的精神解放和人的创造性的民主化进程，也就会为了提升生产力的最基本的构成——人的素质，而永不停歇自己探寻的脚步！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话，其深邃的历史乐观主义，令人钦佩，值得纪念。但这次谈话也因为没有与现代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的“活水”相联系，也就在留下遗憾的地方给后人以思考的空间。总之一句话，只有对民主给予动态性的思考与评价，我们才会明白，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一股巨大的积极的正能力，它也是建设一个创新型伟大国家不可离开的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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