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俏彬/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7天后，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一词，一时热遍天下。
新供给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供给经济学。因此，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新供给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关于重视供给侧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萨伊定律”。但供给侧的“一战成名”，则始于上世纪 70年代由裘德万尼斯基命名、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主的供给学派，其主要经济主张相继在美国和英国被时任的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所采用，为拉动两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淖、进入繁盛的“新经济”时代做出了贡献。此后，供给经济学和供给学派功成身退，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在中国形成和时下广泛流传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方面受到西方供给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的启发与影响，即在发挥市场调节经济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历史传承不一、制度环境不一、发展阶段不一，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具体政策主张与西式供给经济学相差甚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差异是：“美式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减税，“英式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私有化，而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则是以“八双”、“五并重”为核心的系列制度创新。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一些制度体系已严重滞后，进而提出了创新制度供给的迫切需求。所有这些需求加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为止仍然只能称为“半拉子”市场经济，在影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
一是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距离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土地管理制度僵化，城市化下围绕土地而产生的矛盾十分突出；自然资源消耗过多过快，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三是金融市场结构畸形，功能失调，尤其是对实体经济、中小企业支持不足。四是科技教育体制僵化，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科技与经济长期“两张皮”，创新“驱不动”。五是政府管理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滞后，极大地抑制了全社会活力、创造力的释放。
总之，中国现在的制度供给结构、生产结构已经不能满足庞大中等收入家庭升级换代后勃兴的各类新需求，不利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释放的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新供给经济学才牢牢立足于“供给侧”，提出一系列鲜明的政策主张，并获得决策层面的认可，进而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出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表述。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具体表现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 ，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诸多系统性、基础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要改革的系统设计与专业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政府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它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牵动全局的改革，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在“管住权”、“管住钱”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以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供给侧”改革如何改
一是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实施人力资本战略。
人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社会的阴影正在逼进。必须尽快、果断调整中国人口政策。（1）在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后，还应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严密监控政策效果，做好应对不同情况的政策储备。（2）切实将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改写为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3）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4）尽快完善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二是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制度。
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方面。要积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以“地票”制度处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在农地“占补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镇化红利的经验。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应充分重视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环境下形成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框架和流转制度过程中形成兼顾国家、单位、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土地征收中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规范程序，公开信息；建立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的补偿和生活保障、生产引导机制。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功能不全，“金融抑制”比较明显，应全面推进金融改革。（1）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2）加快民营银行的发展，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银行业生态体系。（3）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大资产管理公司”等。（4）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资本市场化定价。（5）改革金融业监管体系，加强不同监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与相互协调，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实施分地域、分层监管。六是积极推动人民国际化。
四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对于今日之中国，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务之急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努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与此同时，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科研成果转化办法、加快高等教育改革，为创新培养更多人才。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强大的创新激励。
总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目标是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以建成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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