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勇/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李克强总理在11月17日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至此，前几年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的供给侧改革，开始走向国家经济治理的前台，这势必将为“十三五”以至更长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偏重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
红利正在缩减
自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历了两次国际金融危机。一次是1997年肇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风暴，另一次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并席卷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这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都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利用刺激内需来弥补外需的衰退，并借此拉动经济增长。
无论是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以降低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内容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作用效果都是着眼于扩大需求。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是最终需求实现的结果，而最终需求则等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扩大需求，无非就是扩大上述三种需求。
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其实就是沿着这种思路，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不断祭出扩大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扩大需求为切入点，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速。回溯来看，这种偏重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们不仅安然渡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抵御住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使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扩大，在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前期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源自后发国家的身份。在后发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通常会在一段时期内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并快速缩小与先行国家的差距。之后，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步减少，经济增速会明显回落。从其他后发国家的实践看，这个回落点往往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1.2万美元（购买力平价）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虽有自身的独特性，但也脱离不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根据IMF的统计，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2万多美元（购买力平价）。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速由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目前的个位数增长，基本上符合工业化下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过去偏重于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治理，而今可能会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力虽大，效果却不彰显。
2012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需求的措施，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增速也比较快。但尽管如此，需求并没有明显起色，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个中原因，供给侧因素不遑多让。
在消费需求方面，产品供给结构与质量跟不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满足了基本需要的基础上，消费正从排浪式向个性化、多元化转化。那些中低端的一般性消费品已开始供给过剩，消费者开始追求更高品质、更具特色的消费。在这方面，近来出现的大批游客到境外爆买马桶盖、电饭煲以及各类大小家电等日用消费品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投资需求方面，反映投资需求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2015年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比1-9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已从2014年全年的15.7%回落至当前的10.2%。在这投资需求不旺的背后，投资品的有效供给能力没有实质性提高是很大一个原因。一方面，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所导致的产能过剩极大压缩了投资的实际效能，严重影响了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一些高精尖产业或产品的关键设备或核心技术都还掌握在他国手中，促进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的高水平投资还未大规模形成。
在外部需求方面，国际供应链的一些变化，正在深刻影响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逼迫中国必须走升级换代之路。一是低端产品出口正在被替代。东南亚、非洲等国，凭借劳动力优势，开始与中国竞争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二是中端产品出口面临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像是机械设备、太阳能光伏、汽车工业等产品出口领域，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不断。三是中国在高端产品出口市场缺乏竞争力。不仅少数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为外方所掌握，而且还受到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力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的挤压。这都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国外需市场的扩张。
供给侧结构改革，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
如果还是以过去惯用的刺激需求政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攻方向，其效果将在经济规律的制约下，随着内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大打折扣，至多是一种低水平上的需求管理政策，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此时，寻求供给侧结构改革，培育并形成新的需求，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确保中央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按期完成，根据测算，“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需保持在6.5-7%之间。当偏重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的作用空间不断缩减，供给侧结构改革自然就成水到渠成之事。11月4日发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思路，不妨可看作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种具体阐释。
如果说需求管理是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供给管理则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实现经济增长。现代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在1957年提出，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这些无法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索洛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它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所谓纯技术进步，包括了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从这点上看，我们目前提倡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现代增长理论的主张有着强烈的共鸣。
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是要经济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这两个方面，前者是目标，后者既是目标，也是实现前者的必要保证。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虽知易行难，却是非常必要之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向提质增效型转化。而这一转化，在需求管理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就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重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由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不但有助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夯实基础、提供动力。
其实，近一两年来，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一直在进行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催生了一批新业态；高铁、核电技术的逐渐成熟，揭开了向国外输出技术及设备的序幕；自贸区的建设，打造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一路一带”、亚投行以及近期的中东欧、中非全面经济合作，为中国扩大国外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中国制造2025，正在悄然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这些思路及其政策措施，连同相应的制度创新，我们都可视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一部分，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改革，最重要的是推进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创新为切入点，注重制度供给，鼓励企业家精神，支持技术、产品创新，培育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意味着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相互排斥，而是强调两者的搭配运用。也就是说，我们应从过去侧重于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并重，并适当加大供给管理力度的方向转变。需求管理可在短期有助于稳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而后者，则是走出当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局面的必由途径。两者并用，兼顾远近目标，互有侧重，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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