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炳德/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供给经济学不同于供给侧
改革
供给经济学一般指美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八十年代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又称里根经济学和涓滴经济学，标志性的学说是拉弗曲线效应，它强调减税政策不但不会降低税收征缴总量，还会增加税收规模，并刺激供给端的劳动供给和储蓄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它面对的经济问题是西方国家由于石油危机导致的滞涨问题，对此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的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无能为力。支持供给经济学学说的经济学家一般称为供给学派。
从实践效果来看，里根总统执政八年时期，经济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但是降税并没有带来拉弗效应所阐释的税收增长，国民储蓄率不升反降，1989年的储蓄率只有4.8%，低于1973-1980年的7.8%。1982-1989年间的劳动增长率1.4%与之前四年持平。到1986年，减税政策累积了221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占当年美国GDP的5.2%。
三十多年过去，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呈现巨大变化。现代经济学一般分为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种理论拥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新古典周期模型属于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增长理论包括古典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应对经济短期波动往往需要周期性政策，造成经济波动的既包括需求侧的冲击，也包括供给侧的冲击。经济政策要根据具体原因出台针对性的需求管理政策抑或供给侧的调控政策。例如美国七十年代面临的石油危机带来的滞涨，是典型的供给侧冲击，拉动内需的凯恩斯政策面临通货膨胀的难题。因此求诸于供给侧的减税政策就比较容易取得更好的效果。
消除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障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受国际需求急剧萎缩的影响，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突然遭遇急刹车，出现严重下滑，这属于典型的需求冲击。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的刺激政策，中国经济迅速实现强劲反弹，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根据国际组织的研究，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达3/4，其中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3。这说明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巨大经济波动而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当程度上是成功的。
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政策也带来一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些政策产生的成本与代价。比如有些不符合经济中长期发展要求的企业，或者处于结构调整期的行业，例如钢材、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因为刺激政策带来的需求，而延长生存期，耽搁了经济调整的时机，造成目前这些行业的产能普遍过剩。有些行业比如房地产业因为短期政策造成房价泡沫，甚至造成一些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房屋空置率的上升。还有就是刺激政策造成地方债务水平的上升和地方财政风险的累积，地方融资平台捆绑政府信用借道影子银行，导致无风险利率上升问题，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因此总结起来，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制造业振兴等造成外需不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造成的生产资料价格通货紧缩和资源产业的发展困境；钢材、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石化、甚至一些新能源设备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国内一些产业升级缓慢，长期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要求，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消费者海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化妆品、奶粉、箱包和高端家用电器成为消费者抢购的对象（有些是国内生产、专供出口）。这从侧面说明国内的生产和流通体系没有满足这部分中高端的需求。还有不少产业一方面出现过剩，另一方面核心零部件需要大量进口。有些是要素市场、金融、价格等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问题，如企业融资成本高企、人工成本攀升等等；有些属于政府简政放权、反腐倡廉等职能转换调整期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比如可能侧面影响到的政府支出和政府工作效率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的是需求侧的问题，如国际需求萎缩；有的是供给侧的问题，如企业成本上升问题，一些行业的严重差能过剩；有的是需求和供给两端的问题，比如生产升级和需求升级不能匹配问题。为消除经济短期下行带来的惯性冲击需要短期逆周期需求政策的出台，但是更多的问题属于中长期问题，需要供给侧改革，消除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障碍，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这对中国在未来五年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并在更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并发挥关键作用。
改革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
如上所述，目前一些经济领域遇到的困难，已经不仅仅是受到周期性因素冲击，而是因为一些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加大经济运行的摩擦成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障碍。应该采取以下供给侧改革措施，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
加快产业升级、加大产能淘汰的力度。下定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建立产能淘汰基金，对冲落后产业、僵尸企业退出的成本。加快国内产业向中高端迁移的步伐，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品牌含量；加快经济向绿色化转型，有效降低生产的环境成本。
改革劳动力市场。首先是从源头出发，适当调整对三农的财政投入结构，由对农村的按人头补助，对农产品产量补助，适度转移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人均劳动产出水平，适度增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补助。其次是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培养工匠精神。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水平。加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促进两化同步，加快“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落地，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实现中国制造的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保护知识产权，加大对发明人的保护。加快实施“互联网+”战略，利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加快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提升社会生产的总体效率。通过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
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大力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出台财税政策支持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和股权交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通过直接融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降低经济杠杆。利用资本市场，支持“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加强监管的统一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有序开放。
加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财政投资基金建设，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针对特点产业，采用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利用市场化手段支持产业发展。通过地方债务置换降低地方债务利率水平，降低地方财政压力、消除地方财政风险，最终有效降低由之前地方政府融资推高的无风险利率水平。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制度供给。在继续实施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同时，注意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新的激励机制。加快财税制度改革，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
调整税收政策、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减税清费，降低流通领域成本。适当降低关税和某些商品的消费税，把一部分中高端消费国外消费需求引导到国内，可以增加国内就业和促进国内商业的繁荣。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国内产业升级。
加强对有效投资的供给。更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加大有效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大城市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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