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在肯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同时，也指出了在六个方面仍然突出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即所谓“三不问题”，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粗放的发展方式延续下去，不仅将会给世界发展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也会给自己的长远发展埋下不利的种子。
在官方文件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有十多年，但却见效甚微，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转型升级严重滞后。面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经济亟需加快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升级亟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3.4%，但消耗了全球23%的能源、45%的钢铁、60%的水泥。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其结果造成了两个负效应：一个负效应是对外依存度过高，影响能源保障安全。2014年中国重要能源对外依存度继续呈现攀升态势，石油为59%，铁、铜为70%，铝为50%。另一个负效应是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国民生存安全。中国碳排放总量从2005年的61亿吨增长到2014年93亿吨，已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这不仅使中国面临迎接全球气候变暖挑战的责任压力，而且严重损害着国民的生存安全。
2014年，74个重点城市中仅有8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2/3的城市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按照中国的规定，PM2.5的限值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属于一类区，PM2.5的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35微克/立方米，年平均浓度限值为15微克/立方米。在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属于二类区，PM2.5的24小时浓度限值为75微克/立方米，年平均浓度限值为35微克/立方米。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空气质量准则值（AQG）PM2.5的24小时浓度限值为75微克/立方米，超过这一标准值的短期暴露会增加5%的死亡率；年平均浓度限值为35微克/立方米，在此水平的长期暴露会增大15%的死亡风险。
如果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值对照，中国能有多少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符合这一标准？其结果必然是引发无数人因病过早死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中国能源开发利用的结构滞后，85%的二氧化硫、67%的氮氧化物来自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燃烧。
因此只有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因为坚持绿色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发达国家负有历史责任，我们也赋有现实责任。
经济转型升级亟需加快
第一产业进程
中共十八大制定了“新四化”发展战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与十七大制定的“五化”发展战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相比，明显地突出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这种发展战略的修改，不仅是因为认识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必须加快产业结构演化进程的迫切性。
例如在2014年中国的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占48%超过第二产业43%的比重，尽管这一变化令人鼓舞，但实际上中国第三产业这一比重与1980年的55%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差12个百分点，与2010年时72%的世界平均水平则相差28个百分点。面对这样的数据，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下面这一点，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与人们的收入水平有关，更取决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成熟程度。
我们看到，在产值结构中，2014年时中国的第一产业比重为9%,离2010年3%的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十分明显。问题就在于，虽然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的比重高达30%以上，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以2005年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力农业增加值来衡量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2000年时相差628美元，2010年相差623美元，十年期间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如果与美国相比，2000年时我们的差距是38035美元，2010年时则上升到68703美元。制约我们的重要因素是农业生产组织形态落后，导致机械化程度低。
截至2014年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农民合作社达到128万家，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的比重超过30%，但是每100平方公里耕地拥有的拖拉机数量，2010年时中国也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所以，中国负责农业的一位领导感叹到“规模过小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可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即“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第一产业粗放发展方式已经使我们的“财富之母”伤痕累累：
一是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影响耕地质量。目前在每公顷可耕地上面的化肥消耗量，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或美国的3倍。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2013年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中度污染点位占1.5%，重度污染点位占1.1%。二是超垦过牧、不合理种植，导致严重水土流失。全国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流失的表土相当于120万公顷耕地损失30厘米的耕作层。三是过度种植导致一些地方过度开采地下水。特别是华北地区已经形成了7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超采漏斗区。所以国家根据财力和粮食供求状况，重点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实属必要，但从长远来看，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全能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更为重要。
经济转型升级亟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制造业带动的。但是在制造业中，普遍存在着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OEM的贴牌生产，一种是KD的组装生产。这两种生产方式都处于价值增值链的最低端，产品所体现的是工人的产品制造能力或模仿能力，但并不能积累技术开发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只能被视为是世界加工厂，而不是世界工厂；两者之间重要的区别标志就是你的产品是否具有知识产权，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整个过程中，你的产品是否处于价值增值链的高端。
在世界竞争中，只有拥有技术开发能力并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才能被称为是创新型企业。因为所谓创新型企业是以技术、知识和人才作为主要的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标志。
这并不难理解，马克思早在1867年《资本论》中就告诫过我们如何判断事物，他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由于我们的企业普遍缺乏研发活动，所以也就谈不上大规模的技术创新。
例如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仅为14.8%，中国企业科技人员占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不到10%，研发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仅为0.8%，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实在太大。制造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后果必然寻求政府强有力的政策保护，例如在工业化方面，2015年全国四个自贸区适用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即负面清单，在15个门类、50个条目、122项特别管理措施中，仅制造业门类就占有8个条目、17项特别管理措施，其中汽车制造业规定，汽车整车、专用汽车制造属于限制类，中方股比不低于50%。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自1984年起至今，中国汽车业与国外合资生产已经40多年了，但是仍然需要较高的保护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化领域如果缺乏创新能力，则对国民经济发展构成了无法估量的潜在风险。有关机构曾对中国计算机的130万套软硬件设备进行过统计，结果在采用国外产品的比例方面:操作系统为97.25%，数据库95.06%，服务器86.72%，数据处理设备83.83%，网络设备62.28%。
如此大量的国外软硬件设备存在于政府、海关、金融、运输、公安等要害部门，对中国整体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加快突破战略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从而构建新型制造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